2003年12月26日15:26


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
——在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演讲要点
庞中英

  [内容摘要]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除了取决于国内因素外,还受到国际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在这次讲座中,依据他首次提出的“亚洲板块运动”理论(亚洲地区存在的各种国际力量理作为板块),庞中英认为,中国可以制订基于“新地区主义”上的地区战略,推出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长期而稳定的亚洲政策,竭力整合东亚浮现的各种地区化进程和多样的地区主义,探索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生态上与亚洲地区共存、共生的新模式,根本改变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并带动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化,以实现中国和亚洲的共同崛起。

  2003年12月17日下午3:00到5:30,中山大学南校区逸夫文化艺术中心403教室,中大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邀请我国知名学者庞中英博士发表《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的学术演讲。

  庞博士首先谈到“社会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问题。

  “变化(变革)”或者“社会变化”一词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过去,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很少提及“变化”的概念,更谈不上关于变化的理论分析。今天,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理论聚焦“变化”,试图理论化这个概念。

  冷战结束后,各种描述“变化”的术语扑面而来。到底什么才是“变化”?如何衡量“变化”?由于公认的最根本变化是全球化,最近几年,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机构都在做着丈量全球化的工作。关于新近的全球化深度和广度是否强过史上的全球化,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如著名的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K.J. HOLSTI则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变化来讨论他所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变化问题”。生活和学术背景本身就非常国际化的欧洲学者商岱(YAN AART SCHOLTE)教授是从全球角度研究和关注“社会变化”的先驱学者。早在1993年,在英国大学任教的他就出版了成名作《社会变化的国际关系学》(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该书强调了以下核心问题:“国际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变迁进程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关系到底如何?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生态在社会变化中的起得作用如何?关于变迁进程的理论和实践(现实)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环顾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冷战后,一系列替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这些“新理论”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模式、角度“替代”传统的、在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举凡中国学人熟悉的地区融合(一体化)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等。问题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是否真的能够替代旧理论?

  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美利坚大学著名学者JAMES H. MITTELMAN看来,当前的国际研究理论的争论发生在两类人士之间。一类是传统、主流范式的保持者(PARA-KEEPERS),他们几乎否定全球化前提下的新思考;另一类是新范式的创造者(PARA-MAKERS),他们向前者固守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认为前者的范式多已过时,声称必须转向创新性的范式。在MITTELMAN看来,这两大阵营各有自己的雄辩理由。保持者处于守势,不认为世界发生了像创造者说的那样的变化,坚持自己的范式;创造者处于攻势,提出大量冠之以“新范式”的成果,不过却还一时难以替代保持者为之固守的理论。所以,当前是一个新旧理论范式交替的时期。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只是最近10年的事情,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显然还是不足的,用全球化范式取代现在主流的国际关系范式还为时过早。

  近几年,除了大量舆论,国内外关于“中国崛起”的学术研究很多。中国崛起是世界事务中的一种社会变化。可惜的是,无论内外,人们不是在对外政策的现实政治层级研究和讨论中国崛起,就是使用传统国际关系范式来看待中国崛起,还少有用新理论、新范式的分析。从全球角度看,中国能否做到“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只是最近的事情,能否长期持续?中国内部社会变化的世界后果是什么?这些变化最终将导致一种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国际关系研究能否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接下来,庞博士简要介绍了当前国内正在讨论的战略构想——“中国的和平崛起”,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大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看待与构建与“中国和平崛起”相关的理论?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是可能的吗?如何根据“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理论构造中国与亚洲的新关系?

  庞中英指出,亚洲集中了衰落了的但仍自我定位为大国的俄罗斯、快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与印度,以及已是经济大国但决意要成为“正常”大国的日本,所以,本地区竞争、冲突与合作的高度复杂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亚洲还有许多重要的中小国家。非传统的国际问题,诸如贫困、环境退化、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等,困扰着亚洲各国。亚洲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棋盘,是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中国在21世纪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与亚洲建立新型关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庞博士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亚洲地区“板块理论”:把各种大国、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作为一个个板块。目前,亚洲存在的主要板块有东盟板块、东盟为中心的各种机制(如“10+3”、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国板块、东盟与日本板块、东盟与印度板块、美国与其盟国(日韩澳)组成的同盟板块、上海合作组织板块、中国与印度本身也可以分别看作是一个板块。此外,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形成的“六方会谈”机制,也有可能演进为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而成新的板块。明显地,这些板块有旧的(长期存在的),也有新的(正在浮现的);有经济(贸易)的,也有安全(政治)的。各种板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相对稳定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板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之间关系。板块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各种新旧板块、经济板块与安全板块等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中国构建一种新型的与亚洲关系的理论。

  例如,就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板块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边互动局面形成。日本东盟关系的加强表明,日本想抵消中国在东南亚日益上升的影响。日本执东亚经济牛耳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正快速成长为东亚的经济巨人。与此同时,东南亚不再仅仅保持与日本的紧密经济和政治关系,而且也与中国建立起了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这个条约的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日本则在2003年12月12日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此,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边互动关系基本形成。这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变化。东盟居间中日使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可能更加均衡。可以说,在日本东盟所谓“历史性”的特别高峰会议后,中国将继续探讨新的途径深化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东盟、日本如同一个三边形,缺了哪一边都不行。现在,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这两边都在加强,惟独中日这一边缺了一些。这使得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具有迫切性。应该说,中日关系中的“东盟因素”是一个积极因素,我们对此因加强研究,以便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之间能否也逐步走向自由贸易关系?最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小泉政府的对外政策不无批评:“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那么,日本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建设性、理性的日本观点。对中国来说,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并不是要与日本争夺所谓“地区领导权”,而是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以及促进东亚融合(地区一体化)。因此可以认为,这次日本东盟高峰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概念得到加强。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与中国对抗的力量和声音,尽管日本版本的“东亚共同体”与中国、东盟的“东亚共同体”不尽一致,但是,毕竟这个模糊的“东亚共同体”已经成为中、日、东盟追求的共同目标。总之,我们虽然看到日本东盟关系中针对中国的一面,看到中日东盟三边关系中的竞争性,但是,更看到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东亚合作、东亚一体化的一面。

  关于中国的崛起,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一直持有“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所言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想要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他们认为中国当前加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实行“早期丰收”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做出一些让步,甘愿背负巨额贸易逆差,目的就是为了重建“朝贡体系”。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等英文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类似的评论。庞博士对此持否定态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新变化来看,中国已经在亚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亚洲的影响提高了,另一方面,从当前亚太格局的新变化来看,亚洲作为一种地区国际结构在深刻影响、规范着中国的国家行为。

  庞博士提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与亚洲关系的现实,是否真的出现了“朝贡体系”的某种迹象?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是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拟议中的东亚合作的大目标“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他援引了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范式“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解释了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作为霸权国自愿承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代价。该理论认定,若没有这样的霸权国,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冷战时,为了抗衡苏联,美国不惜巨额贸易逆差,单方面向盟国(特别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开放市场,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庞博士认为,“朝贡体系论”可以说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并未再次变成亚洲的“中心国”,更非亚洲的“霸权国”。中国经济即使有可能超过日本,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如此,顶多也是与日本等在亚洲平起平坐。现实上,如果要讲谁是霸权国家的话,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是亚洲的霸权国。这样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即使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所以,一些美国人和亚洲人在今天谈论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朝贡体系”,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杞人忧天。正因为如此,上述谈论中国在亚洲“建造帝国”文章也承认,美国政府官员和多数东亚问题专家,根本不在乎中国与亚洲加强贸易和经济关系。

  那么,中国与亚洲关系的出路何在?中国到底按照什么样的理论建立她与亚洲的新关系?庞博士认为,这个理论不是别的,就是新地区主义,认为中国若坚定地走“新地区主义”道路,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结果就是亚洲与中国一同崛起,如同今天的欧洲和法国、德国一同崛起一样。

  庞博士认为,地区主义是与“朝贡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种世界秩序、地区秩序观。为了改变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改变亚洲在今天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需要加强对地区主义的研究,提出中国自己的地区主义理论。

  关于地区主义理论,庞博士借鉴了著名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相互依存的网络”概念(web of interdependence),对过去的欧洲融合与未来的东亚融合做了一个“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认为由东亚地区目前存在的各种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安排,以及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积极作用,使得东亚已经是一个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存网络。这个网络当然还不是东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加安全共同体),但却为东亚进一步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后,庞博士热情地回答了中大国际关系学师生的许多提问。

  (此文由中山大学2003级国际关系学硕士研究生许甫琦根据庞中英博士的演讲笔记整理)

  附:庞中英,现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时事评论员。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学)博士。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王京)
庞中英国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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