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出韶山18931911年,117岁)

                                       

毛泽东,他主宰了世界四分之一人民的生活方式达数十年之久,其所掌握的绝对权力使他承担了在和平时期七千万人死亡的主要责任者,这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领导人中绝无仅有的。他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韶山一个村庄的农民家庭,韶山是属于中国心脏地带湖南省的一个市(当时还是一个县),他的祖先在这里已经生活有五百年了。

这是块富于古典美的温度宜人和湿润的地方。她那雾朦朦和起伏不断的丘陵,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适宜于居人,培育了群居的局面。佛教传入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代(纪元618906年),不少佛门寺院从那时已经建立,直到现在还是香火燎然,邻近丛丛森林,有近三百种不同的树类生长,计有枫树、樟树、水杉和稀有的银杏树,郁郁葱葱、各争风妍,同时也为虎、豹和熊提供了庇护之地,到处能听到它们的吼哮之声(一九五七年最后一只老虎被捕杀)。这些丘陵既没有小径,也没有水道,与相邻村落庄院在很大程度上简直是两个世界。二十世纪早期,清室皇帝(光绪)于一九〇八年驾崩,如此震撼当时之大事,甚至对这个地方没有丝毫消息透入,此事在二年后毛离开了韶山才从外面得知的。

韶山有聚居的村落有五公里长,三公里宽,六百余人家在那里依靠种茶、种竹和水稻生活,驾牛而耕,涉水而播。年复一年,循不已。毛的父亲毛贻昌生于一八七〇年,在毛泽东十岁时候,他就让同村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与毛泽东成婚。她家里毛家仅十里,但要经过一个叫“虎歇坪”的山坳口,在这里老虎会出现来沐浴日光。在这么短短的路程距离,竟会使两村各说各的语言,而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毛的母亲是文家第七个女儿,由于当时一个女儿之身连一个名字都不值得命名的缘故,她仅以第七个女儿的身份被称为七妹。根据风俗,她的天然双足被缠缩得畸形,却称之为三寸金莲,是代表了美足之风格。

她与毛父之结缡是随当时习俗(指女长子男—译者注),既由于父母安排,也属于实际考虑。在韶山有她祖先的坟,而她家每年要去那里上坟,有一个亲人在那里就有一个帮手。如此七妹订婚后就住进了毛家,在一八八五年文妹十八岁那一年才圆了婚,那年毛贻昌十五岁。

婚后不久,毛贻昌即出去当兵,为了赚钱还债,这样子要经数年之久才能够做到。,中国的农民不是农奴,有自由之身,为了经济缘故去当兵是常见行为。还好在服役期并没有卷入战争中去,反而扩大了眼界,并吸收了若干做生意的道儿。毛贻昌不像当地大部分村民那样目不识丁,他能读和写,能很好管理账目,回家后他不但赎回他父亲曾典当出去的田地,还买进了更多的田,俨然挤身于当地最富有的人群中去了。

虽然相当富有,他终其一生仍保持十分勤劳和吝俭的习惯。住房有六间,屋侧的厢房是茅屋,后来终于用砖瓦替代了,总算是一大改善,但仍保持泥地和泥墙,窗户是没有玻璃的——玻璃在当时是奢侈品很少见,窗是用木框构成的方孔,在晚上用贴切尺寸的木板封盖(温度极少会降到冰点)。家具十分简单,都是木制品,不加油漆的木桌和条凳。在这样简朴的房内,在淡蓝色手织棉被覆盖下和蓝色的蚊帐里,毛泽东出世了。

中国农民对自己孩子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抱负——他们所向往的期望,在对儿子的命名中反映出来了 ,就是要按部就班,走完完整的教育全程。在那时代的教育意味着读孔夫子的古书,那么尊贵的地位会向之开门的。读书优越的年轻人一旦通过皇家的科举考试,就即刻进入官场,而不问他的背景如何——这是一条可以通往最高行政长官的道路,。“成就”的解决就是“做官”,对毛以及他两弟弟的命名正体现了加诸他们身上的希望。

大名是在正式场合中使用,也隐约期待着好运的意思,而大部分孩子都有一个小名,或表示低贱,或表示强壮,或兼有之。毛的小名叫石伢子。毛母为此还进行了第二次进香仪式,带他到一有八尺高的石岩去。它被认为是有法力的,在它底下有春气,毛十分喜欢这名字,成年后继续用它。一九五九年回到韶山时,他第一次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见同村人。在开始共同进餐时说了动情话:“现在每个人都来了,就缺少我的石娘,我们要等她吗?”

毛爱他的母亲,这种深度他从未示之他人。她是个宽容和有耐心的人,在毛记忆中,她从未对他有过高声。从她那里,他继承了她圆圆的脸容,能表达感情的嘴唇和安怡自得的眼神。毛终其一生,总是带着感情提到她的母亲。在还是个孩子时,母亲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并随着她成了一个年幼的佛教徒。数年后,他对部下说:“我尊敬我的母亲……无论她到哪里去,我都跟着她……到寺院做佛事、烧香、化纸钱、磕头拜佛……,因为她是佛教徒,所以我也是。”但他在十几岁放弃了佛教。

母亲要他住在她娘家,毛就住在坐落于安静村落中的外婆家。在那里,毛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十分自在的童年生活。他得到了外婆的宠爱,两个娘舅和舅妈都把他当作亲生的儿子一样,一个舅父还做了他继父,在中国,这与教父同义。毛只做一些轻的农活,他只要收集些粮食,放牛时徘徊于两侧种有油山茶林立的山沟之间,或在有香蕉叶所遮蔽的池塘边闲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这样的田园生活总带着喜悦心情来怀念。就在此时起,他才开始得到启蒙教育——他朗朗读书,两位舅妈就在旁边织布或缝缝缀缀,而大家都在同一盏油灯之下。

一九〇二年,毛八岁了,在那年春天他回到了韶山,家中送他到一个私塾去读书,那里大部分的课程是读孔夫子的书,这远非一个八岁儿童所能理解,所以必须背诵。毛有天生超人的记忆力,能背得很流畅。有一个当年的同学记得他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但能背,而且能默写这些深奥的文章。他得到了中国语文和历史很好的基础,然后学习写词、书法和诗歌。作诗是儒家一门基本元素,读书成了他的嗜好。当地农民为了节约灯油,在日落后就上床睡觉了。但是毛要读到深夜,他在蚊帐外坐在一条板凳上,点了一盏油灯读书。在以后他已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年代,他那特别的大床的一半堆满了一尺高的中国线装书。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往往混入了历史典故,至于在作诗方面,他欠缺这方面的风韵。

毛泽东常与老师发生冲突。在十岁时就从初进的那个私塾里出走,埋怨先生像一个军官那样严厉。至少有三个私塾说他太倔强而不听话,因此或被开除,或被劝退学。他母亲总是纵容,但父亲却不是如此,颇为懊恼。毛不停地调换私塾,是父子间关系紧张的一个根由。毛贻昌花了不少钱让儿子去读书,希望他至少能帮自己管理账目,但是毛并不喜欢如算术之类的功课。终其一生,他对对数字的概念始终是模糊的,对经济之类的济世之学,更是一窍不通。他也不喜欢吃力的体力劳动,一等到他的农民生活结束,从此不再作农活。

毛贻昌不能忍受儿子不积极做农活的懒散作风(其实毛读书是用功的,但却得不到父亲的欣赏——译者注),他自己只要一离开了床,差不多每时每刻无不在操劳,所以希望儿子也应当这样。当儿子不顺从时,就要打他,结果造成了儿子对父亲的仇恨。一九六八年,毛对他所有政敌差不多都进行了报复,他对当时那些打手说真想把他父亲也这样对待:“我父亲很坏,如果他今天还在,应该来尝一尝这种坐喷气飞机的味道。”

毛泽东与父亲对垒时并不总是一个弱者,他要回击,结果倒成了强者。他会对父亲说,做父亲既是长者,应比幼者做更多体力活——从中国“评判标准”,这是难以想象的极端傲慢和无礼的放肆。一天父子俩在客人面前吵了起来,根据后来毛说:“父亲在人们面前骂我,说我懒散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叫他的名字而离家……他外出追我,一面咒骂,一面命我回家。我奔到一池塘边,要挟说要跳进去,如果他走近我……结果,他后退了。”以后,毛又讲过此故事,笑着说并加上了心得:“像他这种年纪的人总是不肯失去儿子的,这是他们的弱点,我击中他们的要害,所以我赢了!”

毛父也有强处,那就是金钱,并以次为武器,也是唯一的武器。毛在一九〇七年被第四所私塾学校开除后,其父就不再为他付学费了,决意要这十三岁的孩子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全部时间都要花在农活上。毛生就有很快的反应,他马上就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使自己能脱离农活而回到书桌上去。毛贻昌原本就有要儿子早日成婚的想法,想以此来束缚他,使他的行为可以负责一些。毛贻昌有一个表侄女比毛大四岁,正好是做妻子的年龄。毛即同意他父亲的打算,如此在结婚可以恢复上学而不做农民了。

婚礼在一九〇八年举行,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十八岁。她家姓罗,本人没有名字,所以以罗氏来称呼。后来唯一的一次毛提到她是在一九三六年告诉美国记者斯诺的。当时毛的口气显得特别轻飘飘的,还夸大了年龄差别——把女方说多了两岁。他当时是如此说的:“当时我十四岁,父母要我与二十岁的女孩结婚,但我与她从未生活过……我没有当她为妻子……一向很少会想起她。”毛没有表示她是否还在世上,事实上罗氏在一九一〇年去世,在他们婚后正好一年稍多一些时候就死了。

毛泽东的早婚使他成为对长辈指定婚姻强烈的反对者,九年后他写了篇猛烈的文章反对指定婚姻:“在西方世界父母承认他们孩子有自由意志,但是在中国父母之命与孩子自己的意志是冲突的……这简直是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始终在间接强奸他们的孩子……”

他妻子一死,这个十六岁的鳏夫要求离开韶山,父亲要他在县城的米店里去当学徒,但毛却看中了距此地二十五公里的一所新式学校,他知道科举考试已经废除,替代的是新式学校,教的项目有科学,世界历史,地理和外语等等,正是这些学校对众多像他那样从农村中出来的人打开了门户。

在十九世纪后叶,中国被动地着手进行一场戏剧性的社会转型。满清王朝自一六六四年起始的统治,正有古老传统向新潮过渡,这个变动被一连串战败于日本及欧洲列强,使国家陷于深渊而加速,战事的起源首先是失利于由英国挑衅引起的鸦片战争(18391842年),这些都表明列强诸国叩击中国久闭国门之巨手已来到了。从朝廷到知识精英几乎有一致的看法,国家若要生存,必须进行变法。许多改革方案被引进,其中之一是创建新的教育制度。铁路开始建筑起来,把建立现代化工商业放在首要地位。新的政治团体核准建立。第一张报纸出版了。留学生被遣送到国外去学习科学,大臣被派遣到国外去考察民主制度和议会立法机构。一九〇八年,朝廷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准备成立君主立宪的国家。

毛泽东所居的湖南省有三千万人口,在新潮中成为中国最热衷于追求自由的地方省之一,那里群情高涨。尽管地处内陆,却有航运联系。在一九〇四年时,省会长沙市已是个贸易开放的城市。有大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来到,带来了西方各种新颖事物和社会教育机构。直到此时,毛才接触到新式学校,在长沙,差不多有一百多所,要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要多,其中包括有不少女子学校。

有一座山称之为东山,与毛之家乡很近,却正好在他母亲文家的乡内。那里的学习学费和膳宿费都很贵。毛得之文家及其他亲属们去向他父亲说情疏通,他父亲同意拿出一笔够住读五个月的钱来。文家有个麦嫂用一帐机织白色薄纱换下已用旧的蓝色的有家庭作坊手工制的蚊帐,这样才配得上新式学校的新潮流。

这个学校开了毛的眼界。学习课程除了体育课外,还有音乐、英语,在读物方面有拿破仑、惠灵顿、彼得大帝、卢梭和林肯的小传。在此地毛第一次知道在世界上有美国和欧洲,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去过国外的人——一个曾在日本留过学的老师,并有一个被学生称为“假洋鬼子”的绰号。数十年后,毛还能够记得他教的一首日本歌曲,是庆祝日本在一九〇五年战胜帝俄一次辉煌胜利的歌曲。

毛泽东在东山只耽了几个月,但这已足够让他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在省会长沙,有一个学校专门招收文家的家乡、湘乡来的学生,毛请求一个老师招收他入那个学校,虽他算不上湘乡的人。一九一一年他到了长沙,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他的感觉,“太激动人心了”。十七岁时,他对农民生活永远告别了。

毛泽东以后曾说当他在韶山童年时代,他已为农民的贫穷生活感到不安了,但是这些没有充分资料来证明。他说他曾被韶山一个姓潘的铁匠闹事被捕、砍头之事所深为影响,但是经过耗尽心机地对党史查证,未能查出这位造反英雄的一丝史料。

没有证明毛因出身于农家而对农民有任何社会性事业的关心,更不要说有一种出于不公义愤而进行的活动。在一个资料中发现毛的老师杨济昌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写着:“我的学生毛泽东说……他的祖先是……大部分都是农民……人多务农,易于致富。”由此看来,他对农民未曾白表示过什么特殊的感情或同情。

直到一九二五年结束时,毛三十岁稍出头一些,已有五年共产党的党龄了,所能看到他的写作或说话资料中谈到农民的,只有很少的资料。有一封比较突出的信写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但远非表示对农民的同情。在信中他说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被一个叫曾国藩的长官所执行的杀光手段深为慑服。毛在另写一篇有关各种不同阶层人民生活的情况时谈到农民——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所列出的有关农民问题是极一般的,语调也是十分中性的,很明显的缺少一种感情,与他谈到学生时所表现的热情不可同日而语,他以苦海来形容学生的生活。综合是年九月份他所草拟的七十一个研究项目中,只有一个是关系劳工,而农民问题只是第十五个分项之一,即使如此也只不过是一个“劳农干政问题”。从一九二〇年他进入共产党圈子后,才开始使用“工农”和“无 产阶级”革命语句,但这不过仅仅是对应之词,聊以应付必要的革命词汇中的一部分而已。

数十年后毛在谈到他当年在韶山还是青年时候,就已经如何关心人民饥谨之事了,但在资料中并未见到。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正逢饥荒,他有个朋友在日记中如此写着:“有许许多多乞丐——每天总在一百以上——许多人看上去像蜡黄皮肤裹着骷髅,被风一吹就倒。”“我听说有大量饥民已经到达长沙……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逃出来,否则早就死了——死去的人都耽进薄的棺材而抬走了……现在连这个都供不起了。”在那时毛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一点有这个主题的任何想法。

毛泽东的农民背景并没有滋养出他对改善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任何理想或抱负。

 

 

 

 

 

 

 

 

 

 

 

 

 

 

 

入党19111920年,1726岁)

 

毛泽东到达长沙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正是辛亥革命前夕,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帝制。虽然据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ell)看来长沙还是像一个中世纪时代的城镇,它那狭狭的小巷……除了轿子和人力车以外,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但这里不但能接触到新思潮和进步趋向,还进行着火红的共和革命活动。

满清王朝允诺实行君主立宪,但革命党人正处心积虑要推翻整个制度。满清王朝对革命党而言是外来统治,当然满人不属于汉民族,这个族群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约占百分之九十四,革命党人通过报纸和杂志点燃了火焰,使之传播全国,并经过展开完全新型的公众讨论:直到现今为止什么是完全私有化的社会。他们组织了各种政治团体,并举行了若干次不成功的武装起义。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报纸上的这些题目,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的内容。现在他十七岁——这些题目将是他终身缠绵于讨论的一癖好。他写就一篇第一次的、意思相当模糊的、对共和发表观点的政论文章,而且把它贴在学习的布告栏中,放在“最新动态”的项目中。与其他同学一样,他剪去了辫子,它原是满人的风尚,是最明确的帝国统治的象征,并跟朋友一起,强行剪掉了别人的辫子。

    这年长沙的夏季与往年一样十分湿热,学生们热烈地辩论如何推翻满清王朝。一天,一个充满激情的辩论还没结束,一个年轻人突然脱下了他的大褂扔在地下,随后叫喊道:“我们要做好军事操练,准备打仗(反对满清)。

    十月份,邻省湖北发生了号称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王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宣告成立,次月末代皇帝傅仪宣告退位。

    实际掌握国家军事的权利人物袁世凯成为总统,这是由临时大总统孙逸仙让位而接任的。许多省都是效忠于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所控制。袁在一九一六年去世后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利顷刻弱化,权利分散到省的督军手中,他们成为半独立的军阀,各自为政。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打了不少局部性战争,当然,在发生战争的区域中总会重重地打乱公民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军阀们却对人民的其他方面权利并不加以干涉。为治理松懈、羽毛未丰的中华民国提供了许多事业发展的机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面临一连串令人眩目的选择——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与军事。他首先入伍进了军队,但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他不喜欢操练或提水、烧饭等杂务,甚至雇佣了一个勤杂工来为他做这些事。他决定再进学校,浏览报纸上各类广告项目,这些广告都是五花八门。有六个学校引起他注意,计有警察学校、法律学校和一所教你如何制造肥皂的专业学校,他挑中了一个省立中学,读了六个月,感到单调无味而辍学,宁可到省立图书馆去阅览自修。

    最后毛泽东找到了他真正爱好的事情——是几乎不分昼夜、贪婪地埋头于当代的新书,当然包括西方的译作。他以后在谈到这段读书生活时,说像水牛一样进入了菜园,狼吞虎咽地食噬一切新生的草类,这些读物着实帮了他从传统思想束缚中逃脱出来。

    这样他父亲可不乐意了,威胁如再不进一个固定学校就终止提供费用。当时中国正努力在推广教育,因此毛泽东就进了师范学校,这种学校不收学费,而且只收十分低廉的膳食和寄宿费。

    这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季,是年毛泽东十九岁。这个学校精神体现着当时的开放思潮。尽管它的建筑呈欧洲式样,有着罗马式的拱门和圆柱状门廊,可以很贴切地称之为洋楼。教室内铺以优美的地板,并有玻璃窗。学生们自由地沉浸于各种不同思潮中,学校鼓励他们海阔天空地去自由思想,并可以组成各类读书小组。他们开始相信革命党的理论,以后各有转化,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甚至一度把马克思的肖像挂在大礼堂里。毛泽东很早就从报纸上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现在他又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这个词。这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在某个时期也提出过的,但是丝毫没有在他自己年轻时所享有到的那种充分自由,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都没有。

    毛泽东挺合群,像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他喜欢与朋友谈心,有时候谈得很长。学校处于湘江近处,是湖南最大的江流.一九一七年,大家在江中游泳时激发了毛泽东的灵感,写了一首颇为华丽灿烂的诗。到了傍晚,与众人沿了江岸一起漫步,共享森林被橘子州岛畔夕阳折射来的景观,岛上满布桔树,俨然成为果园。夏季傍晚,一起登上学校侧的小丘,累了就在草地散坐,天南地北辩论到深夜,伴有蟋蟀唧唧鸣声,萤火虫闪闪发光,全然不顾学校传来熄灯上床钟声的招呼。

    毛泽东与同学们也作旅途,他们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可到处安身,无须今日之身份证。一九一七年之暑期,毛泽东与一友在长沙郊区到处闲逛,有整整一个月。他们到农家随处安身,并接受他们招待,毛泽东等则以写楹联作为回报。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沿着新建铁路线步行,暮色降临时,在山峰敲僧门求宿,在寺内,可遥望湘江景色。寺僧允诺留宿,餐后众人沿了石阶到江中游泳,散坐沙滩,边受波浪拍击,边陈各种观点。客房有一廊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漫无边际畅谈。其中有一人深爱此寂静夜色,忽萌发出出家为僧之念。

    在另一次漫谈时,毛泽东倾吐了对中国同胞的蔑视。“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素质是惰性,”他说:“他们崇尚伪善,满足作奴地位,心胸狭窄。”在那时候,这种看法是人们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轻易败于列强诸国,在现代社会中如此拙劣地落后的时候,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充满激情、恨铁不成钢的人们所常有的对国人之感情。毛泽东更有极端之言,真是非比寻常。以下是当时他一位朋友的日记所记载:“毛君提出自唐宋以后所有的散文和诗集,都可付之一炬。”

    这是所能知道的、毛泽东首次提出的、可以概括说明他以后统驭天下之术的精髓要言——毁灭中国固有文化。他说这话之时,是在幽静月光之下、在一个佛门寺院,在这种环境作这种发言,完全没有希奇。这个时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属中国历史上个人及知识精英最享有言论自由的时期;对每一件被认为理所当然之事物都可提出质疑,或以往一直被认为荒谬的事物,反可以认为是正确的。那么是否还应有国家?家庭?夫妻婚姻?和私产都可以作逆反思维呢?任何奇谈怪论;任何无礼粗暴;都不能称之为过;都可以平常之心待之;否则,何谓何物不可谈之?

    毛泽东的道德观就在此允许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逐步形成。在一九一七年的严冬跨入一九一八年之际,毛泽东是一个学生刚刚二十四岁,对一本由十九世纪后叶德国哲学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的批注。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表述了他本人的基本道德观,这些观念贯彻于以后六十年的生涯,始终没有越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道德观的核心是“自我”,自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与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毛泽东对义务与责任都采取回避和不认账的态度。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他明确地拒绝向下一代负责。“人言对历史负责,我固不信。我唯关心自己之发展,吾有自己之愿,并图实现,而从不对他人负责”。

    毛泽东不相信任何事物,除非他能从中得益。对于身后的评价,他认为:“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并不在意死后评价。

    他争辩良心与冲动的关系,如果良心与意念冲动发生冲突,良心就应滚蛋。他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而非冲突的。”“两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他再进一步阐明:“良心对饱食或性放纵理应限止。容限制而非禁止,限制是冲动较好之圆满处理。”

    一般认为良心多少体现一种对旁人关怀冲动之感,决非是追求快乐的图一时之快的感觉;毛反对此论。他不认为诸如勿杀、勿偷、勿对人造谣、中伤等之教导,必须以良心来对之。他认为必须由自我利益和保护出发。一切思考必须从自身打算,绝不受制于外界的伦理观念或所谓的责任心之概念。

毛泽东心底的观念是绝对的、自私自利和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感的。

以下是他所说的,要成为大人物的陈述精华:“一切在人的自然本性之外的东西,如克制和束缚,一定要从根本上努力地加以摒弃。当大人物在显示冲动时,他们的力量似发源于深渊的暴风雨,是如此有力、猛烈和不可阻挡;或似被欲火所烤炽的性狂热者在寻觅伴侣……是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他们的。”

毛泽东在陈述他品性中另一理念时是他偏爱于“动乱”和“破坏”,他称之为“破”。他写道:“战争将会似“天”和“地”有别一样,常存于世。孔夫子所理想的大同社会——平等与和睦,是荒谬的。这不是仅仅一个悲观论调,却是他追求之理念。但是他口头却宣称他追求的是大多数人所渴望的持久和平。”

    他宣称:“人类不能长期耐受持久和平,动乱、纷扰的波涛必然会在和平状态下滋生。我们阅读战国时代历史并赞美之,战事似戏剧一幕接一幕展开,读之引人入胜。当读到和平昌盛时期的历史,会感到单调乏味,人类之本性是喜爱“突然”和“快乐”的变动。”

    毛泽东简单地一笔抹杀由书本阅读到的纷乱动荡与来自活生生达到世事剧变之间的界限,他漠视千千万万大多数人将遭受的痛苦和牺牲这一事实。

    他甚至毫不讳言一侠士态度来对待死亡:“人类天生有对感觉方面的好奇心。我们为什么会用不同态度对待死亡呢?我们是否要亲身体验一下这个奇特经验呢?死亡是天下最奇特之事,那就是只要你还活着,就不能够体验到。有人对死亡恐惧是因与有可怕变化的来临,但是我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最奇特之事,我们是否能从中获得这样一个怪诞、激烈变化之所在呢?”

    他用一十分冠冕堂皇的词——我们,继续发表高论:“我们喜欢在颠沛的海面上航行。从生到死的过程,就是体验最大的颠沛。这是不是算得上美妙!”看来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超现实的表现,但是后来有几千万中国人在他统治下饿死,毛泽东告诫体制内核心人员说,这不要紧——即使死一些人,是可庆贺的事。事情是经常如此,他只对别人采取这种态度,而从不对他自己,在他一生中费了多少心思,想方设法来防止死亡。一是尽他所能,用一切措施来完美对他的保卫工作;二是建立和加强对他个人的医疗保健制度。

    在对待“我们如何改造中国”问题之时,毛一贯看重于一个“破”字,“先破坏,后重建”。还把此方针由中国延伸到世界——甚至宇宙万物。“这可引用到民族、国家和全人类。同样,对全世界要破……人民像我一样渴望着破,因为只有旧世界毁灭了,新世界才能建立,是不是更好!”

    在二十四岁时,他已把这观念如此清楚地写出来,终其一生为他思想的核心。于一九一八年,并无实践此志的前景,所以这些话并不引起强烈的反弹;尽管如此,似乎已有若干人对毛泽东有深刻印象了。他的老师杨济昌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学生毛泽东说他父亲是一农民,而现在转为一个商人了。毛是如此优秀和出类拔萃,真是很少能遇到这种事。一个农民世家的后裔往往会出如此超乎寻常的才能,所以我总是鼓励他。”但当时毛并未显出领导才能。另一位老师以后说:“毛在学校并没有显出领导才能。”当他想要组建一个俱乐部类机构,在开张前大加渲染要引人注意,只有很少几个人来参加活动,没有任何结果,多个志同道合者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组成的《新民学会》中,毛没有被选入领导层。

    一九一八年六月,毛从师范学校毕业,但简直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年轻毕业生通常都到国外去留学。如果家庭不能提供这笔钱,像毛泽东就是这样,就计划去法国半工半读。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很多年轻人,需要男劳动力,其中一种工作是需要中国劳工去战场上搬运遗尸。

    毛泽东有一些朋友去了法国,他并没有去。体力劳动所预示的残酷景象将毛打消了去的主意。另一个原因是要花一部分时间学习法文,毛无语言之天赋,终其一生只能讲湖南的地区方言,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而普通话是他治下国家所规定的官方语言。在一九二〇年之时,到苏联去留学是时尚,毛也热衷于去,曾对一女友说:“每当想到此事,心中充满希望和愉快感。”但为了学习俄语而耽误了时间未去。他曾在白俄(流浪在中国的俄国原贵族,但充当了特务)叫伯乐佛(Ser.gei.Polevoy)处先试着学习俄文。据伯乐佛讲因毛不能很清楚发音字母,其他学生都嘲笑他,他因此愤而辍学。毛没有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激进份子那样,既未去法国,也未去苏联。

    与他们不同,毛在离开学校后,借了一些钱到当时的首都北京去。一九一八年的北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华丽的皇宫面前匐行着骆驼群。毛的寄宿处邻近已向大众开放的御花园。冬天来临时,因他与众友都是南方人,是难得看到过雪和冰的,惊愕于一片结冰的湖面,被周围让冬雪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柳树枝条和盛开的腊梅所包围。

    现代思潮介入中国后所带来的自由与机遇并没有同时带来物质的增进,国家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贫困。毛与七个朋友住三间小房间,四个人挤在一只炕上,共盖一条棉被。如此紧挨,若一人要翻身,必要通知两旁所睡的人。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外出时要轮流交换。而图书馆有暖气设备,毛总是晚间去看书。

    毛泽东不到任何地方去,某一时期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个助理员工作,每月有八块钱工资,仅聊以糊口。其中一项工作是对来读报的人登记姓名。其中许多人他都久闻大名,是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没有对他注意,毛受到冷落,几乎不能忍受。他以后着重谈到此事,说他们没有把我当人。在北京住不了六个月就离开了,却身无分文,必须分批借钱才回家。他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先绕上海后回到长沙。在上海时他向去法国的友人送行,同时也见识了这个世界大都市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但是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做一份低级工作,在一个小学做一个兼职历史教员。

毛泽东并没有表现是一个跟得上时代的教师。他穿戴邋遢,似乎永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袜子有洞,家制的布鞋似乎将要磨损。但是他至少应遵守基本的礼仪,可是并不。两年后他在另一单位教书,人们抱怨他赤裸了上身。当请他穿衣整仪时,却遭反唇相讥:“与全裸相比,这有什么丑?算你运气,我还没有脱光。”

 

    毛回长沙时正逢中国处于一历史关键时代。在那时代,全国各地有不少称谓“飞地”*出租给列强。中国在这些地方没有司法权,所以外国的炮艇总是把犯法的流亡者运送到该地保护起来。中国觉醒的大众认为“飞地”在事实上是一块外国殖民地而要求归还。当时正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正在起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约,中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中国虽是战胜国,却不得不同意日本从战败的德国手中夺取在山东的中国领土。这样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爱国主义情绪。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上街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出卖国家,抗议日本霸占中国领土。许多国人对北京政府失望,他们对列强打交道还不如前身满清政府。这个运动几乎撕裂了国家,引起一场在城乡焚烧日货运动,打击出售日货的商店。这种高涨的激情一旦发动起来,一定会有许多过激行动做出来。

 激进学生组建了军校学生联合会,连老师也参加。联合会创办了一个杂志《湘江评论》,毛泽东积极参加,并成为编辑。这个杂志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在窒息热浪袭击下,臭虫在毛作枕头用的线装书里面爬来爬去,他不但要亲自写大部分文章,还要到街头去叫卖杂志,但还是仅办了五个月就停刊了。

毛泽东继续为其他杂志不定期写些文章,刊出文章中有十篇谈到妇女和家  *飞地:是被包围在他国领土内不受该国管辖的一块地区,如前在东德地区内的西柏林。——译者注

庭问题。他是主张妇女独立的吹鼓手,要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和与男性有平等地位——是当时盛行的进步观点。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他心仪的母亲去世,这使他倾注更多的热情来关注于妇女问题。她得的是白喉和淋巴结核,在母亲病中,毛一直邮寄处方给她治病。并安排她到长沙来治病。这一年春季,他母亲五十二岁的时候,与三个儿子照了第一张照片,显示她内心安详之仪态。毛在照片中面露冷静、坚毅及冷漠淡然之容。身穿长衫,显优雅之志,这是当时读书人或上流社会之传统衣着。他两弟弟则不同,一身农民衣着,看上去似带木然表情。

    就毛泽东与其母亲之间关系来说,她一直对他溺爱和放纵,而毛却以极端自私来对待她付与儿子如此强烈的综合感情。毛晚年时曾对一个部下透露以下情况:“当我母亲病重弥留病床时,我说我不能忍受看到她如此痛苦表情,我要保持母亲在我印象中永远美丽的形象,我告诉她我要离开一会。我母亲是非常能够理解别人的,她同意了。所以在我印象中的母亲直到现在仍旧不变,是一个健康和美丽的形象。”当她在病床上濒临离世时,在毛心中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他母亲的感情,而且能毫无犹豫地直讲出来。

    看到这一点,也就不会感到惊异是毛对他父亲是如此冷漠。毛贻昌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患伤寒症去世。死前渴望看一看长子,而毛在外未回,也没有一些忧伤感情表露。

毛泽东母亲死后不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有关妇女独立的问题》发表,毛是一直宣扬妇女能与男性一样的做强体力劳动,就是在生育期例外。他是这样回答这篇文章的,他说:“关于妇女独立问题,应该在结婚前就有充分准备……这样能够自食其力。”很明显,作为一个男性,他不一定要照顾女性,他对女性不一定需要有责任。但成问题的是他坚持女性能够与男性一样做同样工作,如体力劳动,这明显地违反常理,表露了他对妇女毫无照顾之心。后来在他当权后对妇女的方针是可以做重体力劳动。一九五一年妇女节,他执政后作的第一次题字是《共同参加生产》。

 

    一九一九年结束之际,湖南的激进学生和老师进行了一场免除当时省长张敬尧的运动,毛参与由湖南派出的代表团一起到北京去说服中央政府,他寄宿在一个喇嘛教寺院,伏在供桌上写了许多请愿书和小册子。尽管代表团没有达到此行目的,毛能够以重要的激进份子身份得以会见若干著名风云人物,如胡适。胡是个极有才华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李大钊,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京回湘,毛途经上海,在此地,他会见了一个人,由此改变了他一生。一九二〇年六月,他拜访了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陈独秀,他正在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毛曾写过一篇长文,称他是“世界范围内在思想界的灿烂之星。”陈当年四十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无可争辩之领袖,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具领袖魅力,同时有具一付反复无常的脾气。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意并不源出于陈教授,也不出之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实乃出之于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全世界范围内煽动革命,从而对革命政权的政策施加影响,使向莫斯科的利益倾斜。是年八月起,莫斯科就在中国实施一巨大行动计划,颠覆原中国政府,负责供应革命所需之经费——给的是美金,不是卢布,派遣指导革命的人员(洋人)和武器。如此积累了三十年之努力,始终在一九四九年实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这是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中最最持久的一个胜利。

    一九二〇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与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派遣了一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中国来。五月,在上海建立了一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教授建议,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六月份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陈独秀将成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指陈)正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份子联系中。

    就在这个时刻,毛踏上了陈的家门,他正巧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筹建。毛并没有被邀作一位创始者,或被告知即将成立,连这似乎也没有。大概有八个创始者都是当时有名人士。据当事者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卢、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直到此时,毛还未曾说过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党是在是年八月成立的,时毛已离上海。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Maring)都曾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〇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泽东虽不在创始人行列,他却是实实在在的外围份子。陈教授交他的任务是在长沙开一书店销售党的刊物。陈教授已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的中心人物。第七期便刊登了关于列宁和苏俄政府的报导。从这一年秋季起,杂志就接受共产国际的津贴。

    毛的工作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和杂志。他虽不是共产党的信徒,但确是一个激进份子。他喜爱售报,也喜爱这份工作。在报上登了书店广告,由他自己写了奇特的故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立即订购了一百五十本《新青年》的七月号,这是至今为止最大的定货单。另一笔大的定货单是一百三十本《工人世界》,是一本为工人的杂志,其他大多是订些激进的或亲苏的刊物。

    毛泽东并没有冒着砍头风险在进行亲共活动。当时,这并不构成犯罪。相反共产主义的苏联倒还实实在在是一种时髦风气。在长沙有一个《俄罗斯研究协会》,不少头面人物如县长是读书会的头儿。这主要是由新成立的苏俄布尔维克政府设计的一个宣传骗局,造成了苏联革命的好声望——他们谴责沙俄在中国享受主权方面的特权,而事实上仍保留着,苏联仍控制着中国二十五万英亩的土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租借地。

    毛泽东负该书店总责,请一个朋友来管理。在这种时候,可看出毛的一重大特征和性格——对底下打杂工的人们很友善,而对管辖他们的人却毫不容情。他给自己的头衔是“特殊联络员”,向全县的富商、出版商、图书馆、大学、上层知名人士征募捐款。陈教授及一群大师们都列名于书店的担保人名单,这大大提高毛的地位,因此得聘于原念书师范大学的附小,担任主事职务。

到这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说毛已正式加入了党;虽然如此,还得感谢这家书店,他总算被党认为是“自己人”了。莫斯科决定在湖南成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准备吸收一批有潜在可能的党员,这接触到了这个工作任务。在十二月,他给法国的朋友一封信中,他宣称他:“深深地同意用苏联模式来改造中国和全世界”的观念。这是他第一次表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在进入二十七岁时(一九二一年)才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这不是通过思想观念的演变,或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强烈信仰;而是在合适的场所,合适的地方,结缘于一个高度适合于他天性的工作。他已经与这个日益壮大的机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了。

    正在此时,他最好的朋友肖瑜从法国写信给毛,认为走苏俄道路要所付的代价太高,他告诉毛,他和几个其他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并不认为某一些有血有肉的人应该为多数人的福利要去作牺牲。我们赞赏一种温和的革命,可以经过教育来求得大多数人的福利……我们认为苏俄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式的……多次革命论(或阶段革命)在伦理上是错误的……

毛泽东总结了他们的方案是:“通过和平方法来求得大众的幸福。”他反驳说它不是基于观念的立场,仅不过是一种浅薄的现实主义。他说:“对之我有两个评论……这一切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毛强调:“观念固然重要,但现实更为重要。”

看来毛不是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种对党缺乏铭心的献身精神,所造成与党一种不依常例和不寻常的关系,始终存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即使他是那个党的首脑。

 

 

 

 

 

 

三、不坚定的信仰者19201925年,2631岁)

 

毛泽东涉身于共产党的同时,与他老师杨济昌的女儿杨开慧发生了恋爱关系,她比毛小八岁,以后成为毛第二任妻子。

她于一九〇一年生于长沙一个田园般带诗意的村子里,由母亲抚爱带大,是个娇柔而敏感的女孩子。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在国外留学达十一年,攻读伦理学、逻辑推理学和哲学,足迹遍于日本、英国和德国。一九一三年春季回到长沙,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他鼓励女儿参加他的教育活动,并与男生们共餐,这在当时社交封闭的日子里是闻所未闻的。她是如此美丽、高雅、缠绵而带一些忧思,而且口齿伶俐,几乎倾倒了所有来参加活动的青年学生。

    她父亲对毛的智力有深刻印象,郑重地推荐给当时有影响的人们。他给其中一人的推荐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当他到北京大学执教伦理学之时,正逢毛到北京事业上遇到第一次的无果而终;他对毛招呼欢迎到他家来留宿。杨开慧是年十七岁,毛很喜欢她,但她并不作出反应。数年以后,她这样写道:

    当时我十七或十八,对婚事已有自己的主张了。我反对有任何仪式的婚姻,我想太执著去考虑如何寻求爱情,一定会容易得到,但不可避免地会失去真实、神圣、不可思议而至高无上的、最最美丽、且驾临于一切至上的爱情。……最能表达我思想的一种看法是:“如果不是完美的,那宁可没有。”

    一九二〇年一月,她父亲去世。毛正在北京她家第二次做客,与杨家相处多时。此时她与毛堕入了爱河。关于这事,她是如此写的:

    父亲去世了!心爱的父亲去世了!我当然十分忧伤。但是,我觉得死对父亲也算是一种解脱,所以我不是太忧伤了。

    但是我却没有料到有如此幸运,我有一个我心爱之人了,我真是如此深深地爱上了他。自听到有关他的许多事,看到他许多文章和日记后,我就爱上了他,但并不表现出来。我深信爱情是操于大自然之手,我不会唐突,强行去追求或索取。

    所以她与往常一样,若无其事。陪送她父亲灵柩回到长沙后,他们就分手了。她在长沙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各处两地之距离,却增了多情之思念。她以后回忆写道:

    他写了很多信表示他的爱情。我仍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幸运。幸亏有一个朋友他了解毛的感情,而告诉了我有关情况——说毛为了我而神魂颠倒——因为我认为我应终身独处,是向往独身者。自从我开始完完整整地知道了他对我的真实感情,自那时起,我起了一个新的念头。我感到除了我原为母亲而活在这世上外,我也应为他而活着。……我常会这样想,如果有一天他死了,而当时母亲也不再与我一起时,我无疑也会随他而去,与他一起去死。

    是年,毛泽东回长沙后不多久,两人就结为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杨开慧经常去那里会面。她从不在那里留宿。在一九二零年之时,一个女士没有结婚而在外同居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而毛也不想被婚姻所束缚。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对婚姻制度大加抨击,认为仅不过是一种男女间的强奸联盟。他鼓吹成立“拒婚联盟”的概念,申言:“即使没有人同意我的看法,我会自管自成立‘一人联盟’”。

    某夜,在她离去后,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随手写了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怨。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得益于此诗,毛终于成功地设法使杨开慧留下来过了夜。寝室的墙仅是一层薄板,这时情侣热烈的做爱声,使邻房居住人叫苦不迭。一个邻居要引用校规,说老师的妻子是不允许住在校内的,但毛是学校主事,可以改变校规,从而开了先例,即老师的配偶可以在校留宿了。

    对杨开慧来说,留宿即意味着献出自己一切。她写道:“我意志力早就崩了。我已决定让自己生活得浪漫些。我已下定了决心:《让天塌地沉,一切完蛋吧!》假使我活着不是为我母亲和他,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要活在有爱的生活之中……”

    毛的感情却比不上杨开慧的,他照旧去看其他女友,特别其中有一个老师叫陶斯咏的,还是一个寡妇,比毛小三岁。她在毛创办书店筹集资金方面帮了很多忙,由于她的部分学生来自很富裕家庭。俩人经常外出游山玩水,俨如一对夫妇。

    杨开慧查出这些事来后,心简直碎了:“这一天,似炸弹突然落到头上。我原本脆弱之身受到了毁灭的打击,几乎一蹶不振。”但是她还是宽恕了毛。“只在我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才感到怎么会是这样。终究,他决非一个普通人。陶斯咏如此热忱爱他,以致可为他献出一切。他也爱她,但他并没有背叛我,他终究并没有背叛我啊!”看来毛已把他的韵事对她解说开了,承认是由于他不能够确定开慧对他到底有无真情。她终于作出了相信他的选择。

    她是这样说的:……现在他的心结和我的心结都解开了。我看到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到了我的。我们俩都太骄傲了,而我更多一些。我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他看到我的内心——那颗爱他之心——所以使他到了怀疑我的地步,认为我并没有真爱他。由于他的骄傲,他没有让真实感情有所表现,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彼此了解,结果是我们比以前更紧密靠拢了。

    杨开慧干脆搬入毛泽东宿舍同住,这样算是结婚了,时在一九二〇年年关当口。当时新潮的进步份子往往故意回避旧式家庭的结婚仪式,虽然这种形式可以巩固婚姻关系。那个时候,尚未采用法定的登记制度,所以他们的婚姻简直缺少了合法的证明。

    为了这桩婚姻,杨开慧被她的教会学校除名。毛的风流韵事照样持续下去。虽然新婚,马上开始了两件艳事的新关系,毛的一熟悉朋友告诉我们,处于顾忌,他用食指在桌子上写了“不贞”两个字体。与之两个有暧昧关系之一竟是杨开慧之表妹,当杨查出内情后,心情悲愤之至而掴了自己表妹。但在毛面前深藏不露,照样相诚以待而共处之。她以后在默受痛苦中写着:

    当知道更多内情后,我才逐步能够懂得了他。不止是对他个人,是对人的本性的了解。凡是人,只要身体没有缺陷,无不例外的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性冲动,另一个是感情需要爱抚。我的态度是随他去,随他怎么样吧。

要知道杨开慧并不是个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式妻子,她们往往会默默忍受丈夫的不端行为。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权主义者,不久写了一篇有关女权的文章:“女子也是人,与男子一样……姐妹们!我们应该为男女平等而奋斗,而绝对不允许对待我们好像是男子的附属品。”

 

    在毛泽东第二次结婚之时,莫斯科正在加强做煽动颠覆中国政府的努力。他们在西伯利亚着手秘密训练中国军队,探索武装干涉中国。他们以前在波兰也曾试过,却失败了。同时,他们在上海建立了全球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大的情报网,有许多内政和军事方面的情报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如广州及北京。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莫斯科新派两个高级党代表莅临了,两人都是用的假名——一个是苏联军事谍报人员,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叫马林(Maring,曾在荷兰东印度群岛搞谍报工作。这两个谍报人员告诉上海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要召集一个会议,正式成立党组织。信件向全国七个区发出,并与他们有了接触。要请每个区派出两个代表,同时给每个地区汇出贰百元作为到上海的费用。邀请信及汇款抵达了长沙毛泽东处。这贰百元几乎相当毛在学校工作二年的薪金,大大超过了沿途生活及旅费之总和。这是毛第一次才知晓这笔款项来自何处——是莫斯科。

    毛泽东挑选四十五岁的老朋友何叔衡作为另一个代表,俩人于六月二十六日极端秘密地乘一小汽艇,在一个暴风雨的傍晚出发,谢绝友人们去送行。虽然当时并没有明文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法律条文,但他们有足够理由知道应该低调从事,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个阴谋活动——一小撮人靠了外国的金钱,用不法的手段来建立一个以夺取本国政府政权为目的的组织。

    中共中央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召开,有十三个代表参加——参与人员有记者、学生和教师,代表了全国五十七个有相似职业的党员,其中没有一个是工人,虽然它号称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的两位最具威望的党员李大钊和陈独秀教授都没有出席,尽管陈教授被推举为党的首脑。两个莫斯科派来的密使是这场戏的幕后总指挥。

    马林,高高的个子,有小胡子,用英语致开幕词,由一个代表做翻译。参加者还记得他讲得时间很长,达几个小时,但没有实质内涵。长篇发言那时在中国还不时兴。至于尼科尔斯基,是唯一作了简短发言的一个。

    在会议中有异国份子在场,而且还主控了全局,立即引起了争议。当时所指定的主席是一名叫张国焘的人(后来成为毛的主要对手),因为他曾在苏联耽过,已经与他们打过交道。一个党代表回忆张国焘针对某一问题而提议要撤消昨晚的决议。该代表与之争论,说由会通过的决议怎能这样就撤消了呢?张回答这是苏联代表的意见,这位代表当时很为恼怒:“那么不需我们开什么会了,只要苏联的命令好了。”然而抗议是没有用的,另一个代表提出在跟风苏联制订的计划前,应先去看一看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如何实际工作的?所以提议派一代表到苏联,另一代表到德国去考察——这个提议引起莫斯科来人的警觉,当然予以拒绝。

毛泽东很少发言,并不引人注意。与来自大城市的代表们相比,他总归是一个外省人,穿一件中国传统的布长衫,一双黑布鞋,不穿西装,这是当时年轻进步份子的流行衣着。他不想引人注意,主要满足于倾听别人如何发言。

    会议在法豁殖民地一住家中开始,警察在这块称为法租界地盘中对共产党的活动已很是警惕。在七月三十日那天,有一陌生人闯入这屋子看了一看。马林马上警觉到这是一个密探,命大家离开。中国代表转移到上海附近一个叫嘉兴的小城,在一个布满水角菱的湖面上坐船游荡。莫斯科来的代表未参加这次会议,怕引人注意。

    有一上海代表的妻子原住在湖旁一小镇中,被召来由她出面雇一游船,代表们在船中围坐在擦得亮锃锃的圆桌旁,上面摆满食品和酒类,开始X麻将。一厚厚的木雕屏风把内室与外界隔开,在船头把内室遮盖起来,这位妻子背靠屏风坐着。如有船只经过,由她向内室报信,用扇柄轻击屏障,室内的麻将牌便发出响声,好像在洗牌的声音。不久开始下雨,游船笼罩于霾雨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如此戏剧性的布置下虽然宣布成立了——但多少还不能说有肯定的结论,因为莫斯科的来人并不在场,所以并没有最后定局。会议甚至没有发表一个正式宣言或有一个党章。

每一个代表又收到五十元大洋回程的差旅费,这使得毛可以 舒舒服服地去旅游,观光赏景。他到杭州和南京,在此,与他的女友斯咏重逢。她在一九三一年因病去世。

 

    虽然受惠于莫斯科和它们的钱财,但这对不少人总是梗于喉头的一个疙瘩。尤其是陈教授,他在八月晚些时候到上海接任总书记职务,对党内同志说:“我们得了他们的钱,就要听他们的命令了。”他提出,他们之中不应该有全职的职业革命家,大家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职业,利用这个职业来传播革命思想。但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自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尼科尔斯基认为一切会议应置于他监督之下,陈与尼剧烈争论。他激动而咆哮:“难道我们要如此的被控制吗?那是完全不值得的!”他经常有数个虽期拒见马林。他会咆哮,拍桌子,甚至摔杯子。马林对他取了个绰号叫“火山”。当陈发作时,马林总是到旁室去抽烟,让陈慢慢降温。

    但是没有莫斯科的资金,中共甚至不能启动任何活动,如出版刊物,组织工人运动等等。短短九个月(一九二一年,十月—一九二二年,六月)共支出了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其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这是陈教授亲自向莫斯科所作的报告。事实果然如此无情,当时在中国有许多其他共产党组织——但是因为没莫斯科资助,结果全部昙花一现。

    毛泽东对资助的态度与陈迥异,他对接受莫斯科的钱财并无感到不安。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苏联来的钱财改变了他的生活。一大会议之后湖南支部每个月都接受六七十元大洋,不久即增至一百元,后又递增到一百六、七十元。毛以前经常囊中羞涩,现得到如此大幅度和按期进益,生活水平与以前有 明显不同。他原来有两份工作,小学主事和给报纸投稿,老是抱怨活得很辛苦。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写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靠一张嘴巴和头脑来维持生计何等苦恼……我经常要工作三到四小时,没有一点休息,甚至要到深更半夜……我过得实在太苦了。”

    他告诉新民学会的几个朋友:“我以后不得不靠两份工作的薪金才能维持生活,单靠脑子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所以我正在试学多少用些体力劳动,如补袜子或烤面包等工作。”以前毛是如此厌恶任何体力工作,而现在竟然自愿做些体力工作,可见他原有的雄心大志已被生活消耗殆尽了。

    现在,他得到了一个专业革命家的舒适岗位,每月有钱津贴。所以放弃了投稿生涯,连小学主事的工作也辞去了,终于获得了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生活。似乎就在此时,他逐步形成了日夜颠倒白天睡觉通宵夜读的终身习惯。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二个月后给老友肖瑜的信中,得意的几乎忘形,写道:“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痊,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X、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能开怀畅食,尽情读书,是当时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已有能力与杨开慧组织小家庭了,而且有足够的财力来雇用佣人。家建在一个叫清水池的地方,这是令人喜欢之地,当水流入池中,浊水会转化成清水,故此得名。家是一传统式建筑,横梁是深色的木头,砖墙有各种颜色。家门前一片菜地,屋后是不高的山坡。

    从房屋契约的字面讲,产权是属于共产党湖南支部的。毛泽东作为省党部的首脑,在这里办公,他的主要工作是吸收新成员,但他未对此任务付出多大热忱。后来当他第一次被问到如何吸收青年团成员时,他已把此工作委托给其他人去做,自己与女友斯咏在假期内出游,宣称外出“研究教育问题。”

    毛泽东与其他拓业的独裁者不同处——如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毛并不是通过出色辩才或意识形态的诉求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只是在他最接近的圈内人群中,寻求他们心甘情愿的上他的黑船,并接受他的指示。被他第一个说服的朋友是书店的经理奚厉度,他后来描述毛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回来后如何约他从书店出来,要他入党的过程。他俩走到田野里背靠竹篱要奚应该入党。奚纳纳不能言,有几分保留,因听说过在俄国革命中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但是因为毛这样讲了,毛要我加入,所以我就加入了。这就是毛在长沙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共只有三个人:即他自己、奚厉度和另一个毛曾带之去参加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那人何叔衡。

接下来入党的是毛的家庭成员——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弟弟,即刻把他们从湘潭叫来。毛泽民由于管理家庭的产业,攒了不少钱,叫他负责毛的经济。毛又从长沙的村子中叫来了几个亲戚分配了各种工作,其中有几个入了党。除了家庭圈子及朋友之外,并未吸收什么成员,他主要拉与家庭接近的人员入党。

在那时,在湖南确有好多青年被吸引到共产主义思潮中来,其中有后来成为仅次于毛的,党的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好多未来共产党的领袖。他们并不是由毛介绍入党,而是由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叫贺明范的,他曾做过长沙县的县长。一九二〇年晚些时候,贺资助刘及其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介绍他们到苏联去。他本人并没有参加上海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为邀请他的信寄到了毛处,毛出于妒忌,特别对他在吸收党员方面的卓越才能。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毛对他盘问多时,了解如何介绍去苏的过程。

    毛泽东一旦成为湖南省党部头头后,就进行策划排挤,无防卫而尚懵懂的对手。贺明范主持一个公众演讲场所,占了好一大块地,原是个很大宗族祠堂叫「船山学社」。毛托言党的需要而搬进去住,同去还有一大群人,这样造成了贺明范的生活十分不便,最终使他不得不离开这块地基,也脱离了党的活动环境。一年后毛告诉刘少奇,由于贺明范的「不听话」,所以已把他逐出了「船山学社」。他对年长尤其资格比他老的人用「不听话」这字眼,暴露了他的凶狠。在他早期所扮演的角色中,并没有如此。如他在初交胸襟宽阔的肖瑜时,毛为表示尊敬而对之一鞠躬。那时他对同辈及高位者很有礼貌。然而,对权力的追求和酷爱改变了他。自那时起,毛交的朋友都是政治上对他没有挑战之人,或政治上是无利害关系的。他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属同僚的朋友,极少与他们有来往。

驱除贺明范是毛所进行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得到了胜利。毛不设党会(或支部),很少开会。只有毛发号施令,另方面他小心翼翼地定期向上海的中央汇报工作。

 

    毛泽东对另一桩重任——组织工会却按兵不动。他对工人不像对农民那样了解和富于同情。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有一信给友人,抱怨他的处境像一个知识份子。他特别指出:“我们中国的工人并没有在身体方面受苦,倒只有读书人在受苦。”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跨越湖南、江西边境一个很重要的安阳煤矿写信给湖南共产党要求声援,毛就出发去了安阳——这在历史记载上毛第一次走近一个工厂和工人。他仅逗留数天就离开了,把一些实际工作委托给若干有关人士。在他对煤矿污乱之地做了蜻蜓点水式的短暂访问后,他报告上海方面他对组织工运之事已经用尽心智,但是徒劳。

当时有不少极有能力的工运组织者兴起,他们尽管没有接受共产党领导,当然,也不可能是党员。有两位能人已组成了湖南劳工工会,在长沙七千左右工人中有三千人已被吸收进去了。工会领导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罢工,此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被捕,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处决了——采用的是传统的斩首。这件事后来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风潮。这个主导斩刑的省长赵恒惕被问及为什么没有把矛头瞄准毛泽东时,回答是他没有看到毛有什么威胁之处。

 

    由于毛泽东领导工运不力,在一九二二年六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被除名。这对毛说来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此时他得到共产国际地方宽恕,并被认可加入共产国际,直接接受莫斯科的控制。以后毛是这样来辩解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说他“本是要来参加的”,但是“忘记了那开会的地址,又没有能够找到其他同志,所以失去了出席的机会。”事实上毛在上海认识很多党内人士,所以是不可能因偶尔忘记地址而失去参加如此重要会议机会的。他的缺席意味着失去湖南省党首脑的地位,苏联来的经费不再由他经手,而他将要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指示。这样的前景刺激他采取了以下行动:首先是,这年四月造访了一个铅和锌的矿场,五月回到安阳煤矿那中心之地。他也领导了不少示威运动和罢工。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初产,生了一个儿子。当时毛不在身边,他正代表泥木工会与政府进行谈判。以后他命名儿子为岸英:“岸”代表一个辈分,“英”有卓越绝伦的意思。

    五月底,毛泽东最终建立了一个湖南的省委会,一年后他成为党的首脑。有三十个成员,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毛自己吸收的。未来国家主席刘少奇,临终前在病床上谈到在毛领导下的党委会是如何工作的。“我在毛的家中曾举行过几次会议,除了问几个问题外,几乎没有我说话的机会。到会议结束,经常是毛怎样说就怎样做……湖南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有它自己的领袖。”刘是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案,他尽所能,如此来说明毛在他早期,已在党内开始了独断的行为。

同时,由于毛泽东与最高权力中心已调整了关系,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工作的中央同志(以陈独秀为首)都对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发生异议而争执,莫斯科命令他们要一起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他们都觉得莫斯科有些专横和奇特。因此,莫斯科需要有地方上的党组织来拥护它的主张——基于这样的形势,他们去找湖南的毛泽东。

 

    国民党建于一九一二年,乃由几个共和团体合并而成。领袖是孙逸仙,他短暂地担任共和国临时总统,不久即让位于军事实权人物袁世凯。此后,孙一直致力建立一支他自己的军队,替代北京政府。

    出于如此目的,导致孙去接近莫斯科。苏联与孙有着相同颠覆北京政府的目的,因为它拒绝苏联想霸占当时尚属于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外蒙古。由于中共的力量微小,不足以推翻北京政府,所以莫斯科派出人员在各地方势力中物色代理人,而只有孙愿意接受苏联这样一个鬼怪。

    孙把基地建于南方广东省的广州,他请求苏联帮他建立一支军队,要足以征服中国境内的各路军阀。一九二二年九月,他告诉苏联派来的代表他要建立一支军队,由苏联来供应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作为回报,除了认可苏联占领外蒙古外,还提出苏联可以额外获得西北富有丰富矿产的新疆省。苏联驻中国的首要代表越飞(Aldoff Joffe)于十一月向莫斯科报告,孙提请我们只需派出一个师就可以获得新疆去并入苏联东鞑吉斯坦共和国,并透露消息给苏联省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士兵,不可能有任何抵抗力量。孙还进一步提议苏联,新疆可以代表他由新疆深入中国的心脏地带四川的成都。

    孙不但有巨大野心而且不择手段,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党组织,有数千个登基在案的党员。在广州有基地,并拥有一相当大的海港。苏共政治局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初作出由共产国际储备基金中拨款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决议。这决议由刚上台的新星斯大林签字,他早已对中国垂涎三尺了。孙已经成为他们的“自己人”了,当初越飞是如此对列宁讲的,他的代价至多是二百万墨西哥大洋,大致相当于二百万金卢布。他问道:“难道这一切还不值二百万卢布吗?”

    莫斯科心中明白孙有他自己的打算,只不过是利用苏联罢了,正似苏联也同样要利用他一样。但还需要委托一本国掮客,而中共中央正现成的随待在侧,它可以保证孙追随莫斯科路线,为莫斯科利用效劳,所以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们在内部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不能在这里(莫斯科)公开发指示,我们只能秘密地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传递命令。”

    莫斯科利用中国共产党作为特洛伊木马(隐藏的间谍)来操纵比共产党大得多的国民党,但是共产党内部的所有领袖,起自陈独秀,都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始终反对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不过是一个出于权力需要,是一个“说大话”和“鲁莽”的政客。莫斯科被告知资助孙中山是糟蹋俄罗斯人的血汗,或许也是全球无产阶级的血汗。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面临中共上层一致反抗的局面,这是毛为什么能被引人中共上层的缘故。实用主义的毛泽东领会到莫斯科的策略,他身体历行迅速地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毛的老友,一个热忱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蔡和森向共产国际汇报,马林提出「倾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实际只有一个人支持,那就是毛泽东。

毛对自己弱小党的前景根本没有信心,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得到任何大众的认可。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明白地阐明这个观点。他说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唯一希望是要通过苏联的介入。马林(他主持第三次党代会)向莫斯科汇报:“毛对中国如此悲观,他认为中国要获得拯救唯有靠苏联的介入。他在代表大会上说若要中国革命,只有靠来自北方的苏军来执行。”这句话在二十多年后果然应验了。

由于毛十分卖力执行莫斯科路线,就提升他进入党的核心,接受马林领导。毛现在对自己的工作已看到了希望,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努力工作。莫斯科负责在中国供钱的维尔特(S.LVide)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毛肯定是个好同志。毛不久被任命为党首脑陈独秀的助手,负责通讯、管理文件和会议记录,党发出的一切信件都要他和陈共同签字。为仿效陈用英文签名,毛也用英文T.T.Mao签字。他俩做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莫斯科要更多的钱——“现在我们扩大了工作阵线,开支增加了。”

 

    在莫斯科主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派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革命活动家来控制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还要协调两者间的关系。这个人叫鲍罗庭(Mikhail B   orodin),是一个有魅力的煽动家,由斯大林亲自推荐,于一九二三年八月派来作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他是一个老练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曾在美国、墨西哥和英国进行过活动。他富有口才,演说时有雄伟嗓音。既是精悍的组织者,又是眼光锐利的谋略家。他是持这样观点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应该移到接近苏联边境的西北地区。他能以一种描绘为庄严气概来鼓动人心,即使在病中,也能散发活力和能量。

    鲍罗庭搬来了苏联建党模式来再造国民党,用苏共(布)的组织形式来改造国民党的机构,如建立宣传部。国民党原没有这样的部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毛与不在少数的其他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个国民党的大会,但只有极少量的共产党员获得了不成比例的职位。莫斯科现在决定用金钱来大规模投资于国民党。其中最富有要义的是拨出一些专款来建训一支军队和建立一所军校。在珠江旁有一个美丽的小岛,距广州仅十公里之遥。在这个小岛上用苏联组织模式,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军校——黄埔军校。学校有苏联来的军事顾问,有不少共产党员任军事教官,也有不少学员是共产党员。有不少飞机和大炮由苏联经海运来。在苏联顾问帮助下,训练了部队,国民党得以能扩展在广东的基地。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非常活跃,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期间,他还帮助国民党组建了湖南支部,这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

    毛泽东甚至发展到很少参加自己党的会议,他如此热衷为国民党工作,招致了他党内工作者的看法和批评。他的老友蔡和森,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抱怨他们在湖南党的机构几乎已失去了政治意义。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省党部决定,而不是共产党的省委会决定。另一个执著的劳工组织者也说:“毛在那时反对工人的独立工会运动。”

    毛泽东突然发觉遭到了莫斯科派来的人冷淡,自己的后台马林已于上年十月回苏联了。虽然与鲍罗庭关系还不错,鲍也要努力保护自己免遭意识形态信徒的反对。莫斯科不止一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保持他们各自的身份和独立性外,还要同时浸润到国民党的肌肤中去。但是毛在两个党之间未能划一界线。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达林(Serge Dalin)写信给了维经斯基,信中说:“如你能听到中央委员会毛秘书所讲的话(他毫无问题是马林所安插的人),会使你毛骨悚然。举例说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必须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委员会请它另派一个代表来。”

    毛泽东因此被解除职务,被中央委员会除名,对他的批判有机会主义者和右倾主义等,而且不再让他参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下届中央党代大会。受此打击,他的健康迅降,变得虚弱、消瘦、面显病容。当时曾与他同住的人后来告诉我们:“他有思想问题,不能集中精力于一事,脑中老是被什么事情盘踞。”神经系统失调反映到肠胃系统,有时一个星期只有一次大便,这以后成了他终身之恼。

    霎时到了一九二四年年底,在上海再也耽不下去了,只能回到湖南,而且没有任何职务。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带着五十公斤书籍回到唯一可去的地方——韶山老家,托言回来养病,并已在康复之中。回顾他为党工作了四年有余——充分体验了政坛的荣辱沉浮。是年他三十一岁,在意识形态上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热忱,这导致了他只能回到老家去。在这一段时间他所遭到的挫折和坎坷,至今仍被深深掩盖着。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曾经热衷于国民党,由此在自己党内受到不信任而被排斥(接下来一段时间,甚至有数年之久,他被认为是共产党的败类和主要敌人),——那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模糊不清的。

  

  

  

  

 

 

 

四、国民党内的沉浮19251927年,3133岁)

 

毛泽东回到韶山的家中,蛰居了八个月。他与两个弟弟自双亲亡故后,继承了房屋和相当数量的农田。这些财产一直由亲戚照顾,因为两个弟弟一直在长沙为党工作,早已被毛动员入了党。现在俩人都回到韶山家里陪他。此时在长沙,仅在傍五十公里,正火热朝天的在湖南党的领导下组织各种罢工、示威和集会,但是毛并没有参与,大部分时间在家中玩牌消遣。

但他决非池中之物,正待价而沽,等候良机、复返政海——更上一层楼。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的创始人,孙逸仙博士逝世了,继承者汪精卫,是毛很熟悉的,而汪对毛亦颇为欣赏。一年前他们在上海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彼此相处很好。

汪精卫生于一八八三年,比毛年长十岁。他富有领袖风度,口才非凡,且有影星之风采。在反对满清王朝中,汪是出色的活动份子。由于屡次企图刺杀清王朝上层份子未遂被捕入狱。故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反清革命爆发时,他尚锒铛在狱。清王朝崩溃后,他立即被释放,理所当然成为国民党高级领袖之一。在孙博士最后的日子里,他总是陪伴在侧,并且是国父遗嘱的签字证人之一,这是个强烈的信任信号,足以使他有可能成为继承大业者之一。尤为有利的是他得到了苏联高级政治顾问鲍罗庭的青睐。当时,莫斯科已成为广州事实上的主人,他们在这个国民党的大本营里已有近一千个潜伏的双重身份的人员。广州已是一个散发着苏维埃气氛的城市,无处不存着红旗和革命标语。大街上疾驰着内坐俄罗斯面孔的洋人,外在踏板上站着持枪中国保镖的汽车。远道而来的苏联货船密布珠江码头。密室中门禁森严,政委或情报官员们在墙上列宁图像锐利目光注视下,围坐红色台布覆盖的圆桌旁,审讯着「破坏份子」,主持着肃特审判。

待孙逸仙一死,毛立即派出他弟弟泽民到广州去寻找机会。不久另一兄弟毛泽潭也接踵而来。到了六月份情况已明,汪精卫已接任了国民党新的首脑,这鼓舞了毛。凭他有一张像样的履历表,着手在辖区内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他这样做是为了国民党,并不是为共产党。因为他已被自己的党清出了领导层,所以想在国民党内试一试运气。

国民党在当时的最高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已经做出决定,这是工作的重点。所以毛的活动也就围着这个主题。虽然它与农民的实际生活似乎关系不大,但还是要这样执行政策,所以农民对之反应冷淡,也就毫不奇怪了。毛当时一个同事在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只有一个同志出席,其他都没有来,所以会议没有开成。”数天以后的记载:“只有很少同志出席,会议又未开成。”有一个晚上为了要集合民众,毛与他必须从一地一地的步行去召集,所以这会议开始就很晚了,而直至深夜一点多钟尚未结束。毛说他准备回家,“因为他正在神经痛发作,同时白天讲话太多。他说他不能住在当地……我们只能走二、三里路(一到一点五公里),走到实在走不动。实在太疲劳了,当夜住在汤家湾。”

毛没有组织穷人斗富人的、中共习惯使用的形式,由于他认为不能达到什么目的,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庭等说:

“假使我们把斗争针对大地主,我们必然失败。某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对比较富有农民和大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即遭到诅咒和破坏,农民非但不认为我们在为他们利益而斗争,他们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和不幸。

所以,除非我们确信我们农村基层的支部已足够坚强……我们不能采取如此严厉手段去对付比较富有的地主。”

毛泽东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当他还在韶山时,有一个姓汪的共产党员组织贫农改善自己的命运。结果被控为土匪之罪,被捕后严刑拷问而砍头。

毛泽东小心翼翼地避做任何危险或劳而无功的活动。但湖南当局对他仍持怀疑,因激进份子名声已传扬在外。湖南那年天气干热,与往常一样发生了贫农用强制手段来阻止商人把谷物水运到邻县乡镇去做买卖,毛被疑为煽动者。当上海发生五洲运动,英国警察在他们殖民辖区内枪杀了十名抗议者,长沙也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运动。毛虽没有在此运动中担任角色,平静地耽在家中,离长沙有好几里之远,他仍被认为是幕后教唆者,这个看法作为最早的文字出现,见之于美国政府的档案中。长沙的美国领事馆向华盛顿呈递二份报告,是由美耶鲁大学主办,在华的湘雅医学院院长写的一份有关六月十五日长沙发生的“布尔什维克示威运动”的报告中提到,湖南省省长曾收到过一张有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名字,他是湖南一个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对一个消息灵通的美国人士说来,毛已经很出名了。

八月份正式下达对毛拘捕令时,他正在离家赴广州的路途中,他早已做出决定,现在无论如何是该走的时候了。他是采用假扮中医,用坐轿子的办法来掩人耳目,先向长沙出发,对轿夫交代了如何应付警察质询的对答。离家后数日,由韶山当局派出的团防局人员来逮他的事果然发生了,但毛已不在,他们要了若干钱即离去,并没有对家中其他人——包括杨开慧,有什么动作。

毛泽东离长沙前夕,沿湘江作一次离别之巡,怀激情作词一首,寄情于未来……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上苍没有辜负毛的政治嗅觉。他一到广州,仅在两周之内(一九二五九月),即被国民党最高层派他去掌握一项重要工作,分担原由汪精卫负责的宣传工作,去主掌宣传部,并兼任国民党新办的一份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汪对他大加重用、提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前,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召开时,他作了主要报告。汪在毛的升迁中起这样关键作用的事实,后来被北京当局审慎地大加掩饰,因为汪在四十年代当了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

毛泽东在广州所以能在体力上尽己所能、最大限度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发现了一药物——安眠药。以前一直被长期失眠所困扰的他,一直处于神经衰弱状态。现在他得以解脱了,后来甚至把此药之发现与马克思并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突然第一次宣称对中国农民问题发生兴趣。在一张农民问题调查表中,他填写时说他最近对数以亿计的人群——农民,正付以特别的注意,十二月一日在国民党主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农民问题的长文,一月后又在国民党主办的「中国农民」的创刊号上发表一篇文章,但这并不表示有了新的兴趣,或出于个人倾向或抱负;它乃源出于莫斯科在十月份下一个紧急指示,同时训示国共两党,要优先对待农民问题。国民党立即跟风而进似比共产党还积极。

事情的源头是苏联首先指示中共对农民问题要给以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三年,莫斯科早把“农民问题”作为“我们所以政策中的中心”,并命令中国的革命志士“实行农村中土地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这意味把中国农民以财产为依据,来分成几个不同阶级,鼓动穷者起来反对富者。可是那时的毛一直对此方案冷淡对之,他的保留观点被汇报到莫斯科之前,他早已经被解除了多个职位中的一个了。如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毛居然说对于农民问题,必须放弃阶级路线,在贫农中没有什么可作为的。倒反应该与地主和绅士建立联系……等。”

现在毛立即跟风改变了观点,却没有想到与苏联人会在意识形态的词汇方面,产生麻烦。在毛文章中,他是按照共产党“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作分析的。如拥有一小块农田的称“小资产阶级”,无农田的称“无产阶级”。不料招致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发表于苏联顾问主办的杂志「广州」,这是本送呈到苏联供高水平读者阅读的杂志。在四十位送呈名单中,斯大林名列首名。伏林(Volin)是苏联农民问题的专家,他是这样批评毛的:中国农民好象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中国事实上尚处在封建社会阶段,这是一个一眼而知的严重错误……根据毛文,中国社会是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结构。所以毛的文章是“不科学的”、“概念混沌而缺少鉴别能力”、“特别简单化”。毛甚至连人口数字都没有搞清楚,伏林举出于一九二二年中国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而毛文是四亿。

毛的运气还不错,因为国民党根本不须这么高标准的正确理论。一举二六年二月毛的后台汪精卫派毛为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是二年前由苏联资助建立的。

从现在起,毛在三十二岁时候,才被大家认为刚开始真正代表贫农利益,并为之而斗争。在毛领导下,农民讲习所才艰难的以鼓动者身份进入农村,召唤贫者反对剥削致富者,并组织了「农协会」。在湖南,这运动开展得特别顺利,尤其在七月以后,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已占领该省。国民党正着手开始从广州向北方迈进(众所周知的北伐),要推翻北京政府。湖南省是这二千公里征途的首发地。

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伴行。苏联在这时才在长沙开设领事馆和情报站,湖南是苏在华十四个对外机构,财政支出占第二位的地方,仅次于上海。有一个美国传教士从长沙写家信时说:“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苏联领事馆,但是这里根本没有苏联的利益需要保护……这是很明显的……它的建立是代表什么……为了它的存在,中国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在苏联的监督下,湖南国民党新政权给了农协会优惠政策……包括资助——接近年底时,这个三千万人口的省,农协会在各郊区似雨后春笋般建起来了,社会秩序由此而纷乱颠倒了。

此时,军阀间散在性战事进行已有十年之久,自一九一二年这个国家实行共和以来,中央政府已有过四十余次更迭。但是军阀们却无不例外地会保证,社会结构仍旧不变,公民生活继续如旧,只要他们未被战事交火所直接牵累。而现在,国民党追随苏联的训示,实行苏维埃式革命,社会秩序遂遭第一次破坏。

贫农用暴力攫取他们相对富的人手中之粮食,施以报复行动。放纵自己杀人和虐待异己。年底时,残杀后之惨象在农村时可见到。毛在此时,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袖之身份,被邀请回到家乡来指导运动。

 

    当毛回长沙时,这个城市已经大变样了,遭难者头顶高帽游街,作为施辱之象征。孩子们在街上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是对国民革命的颂歌,但曲子是(Fsere Jacgues)法国的儿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约有三百名群众聚集于长沙幻灯场听毛演讲,他与一个叫卜礼慈(Boris Freger)的由苏联派来的红色顾问——后来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失踪,共站一台。毛不是好的演说家,他讲了二个小时,冗长而平淡,相当温和。他说:“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他们让步。”在目前,“我们应该减租减息,对雇佣工应增加工资。”又说:“我们不准备立即取得土地。” 卜礼慈后来向上司汇报说,毛的发言基本上是好的,就是温和了一些。

毛泽东没有论及暴力问题,他基本倾向于非武力的。不久,他出发到湖南农村去视察,在三十二天的巡回结束后,竟发生戏剧性变化。他本人是这样说的,在巡回前,我始终是采取温和态度;在湖南未耽足三十天时,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真正的原因是毛觉察到自己体内有嗜血屠杀的倾向。生来倾向于虐待狂和对列宁主义式暴力的亲和力,对他是一种本能的欣赏或享受;非但一拍即合,而且更为超前。对毛而言,暴力不是源于理论,乃源于本性,这对他未来统治方式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这次农村巡回的报告,毛泽东写得很明白。看到了基层乡农协会的头头都是一些痞子,一些积极份子都是些最贫穷和最粗鲁之人,也是以前最为人所看不起的人,现在他们手中有了权,变成了老爷和主子。把乡农协会变成了在他们手中十分恐怖的一个东西。他们任意决定斗争的对象,他们散布顺口溜:「有土必豪,无绅不劣」。他们将地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小姐、少奶奶的象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看到凡喜欢的东西可以随意拿,可任意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总之,他们完全、彻底放纵自己每一个恶念,在农村里真正制造了恐怖。

毛泽东看到那些痞子们似玩偶似的去作异对象,彻底打击他们的尊严,他却带着赞许的笔法去描写:

“一顶用纸做的高帽子耸立在头上,在纸帽上写着土豪劣绅等字样。这对象被用绳子牵着,似牵着一头牛,后面跟着大批人群……这种惩罚使他吓得心惊胆怕。这些人得到这种遭遇后,精神状态会长期的崩溃。”

痞子们用痛苦折磨何时来临的不确定性来恫吓对象,特别引起毛的兴趣。

“农协玩作弄人把戏,可谓绝顶聪明。他们选定一个劣绅,警告将加诸于他的游行动作……但又不立即动作……劣绅不知道厄运将何时临头,所以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没有一刻安宁。”

毛十分赞赏一种叫梭镖的凶器,有着很锐利的双面锋刃,有一个长柄,像一具长矛。它使所有瞥它一眼的土豪劣绅都心惊肉跳。毛建议湖南革命政权应该让每个青年及中年的革命份子能人手一把,并不应对它使用有所限制。

毛每当听到或看到许多暴行时,心中窃喜。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报告中写道:“有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喜悦。”在叙述一件暴行时,字缝间每每透出兴奋之情;被血液中流动的“兴奋激素”(adrenaline,肾上腺素)*作用所推动,        *肾上腺素:为人体内的重要激素,由肾上腺髓质所分泌。对循环系统有显著作用,如加速心率、增高血压,收缩小动脉血管等。对血糖代谢也有作用,使肝脏内肝糖分解,导致血糖增高,增加呼吸频率,使肠胃道蠕动减慢或停顿,食物积涨肠腔,还可增加身体代谢率。综合起来可增加人的应激能力,瞬时间内可发出平日难以作出的力量或反应。

会脱口而出“美妙啊!美妙!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当他接下属报告有人被打死,并请示他该如何时——这是有关一个人的生死之事,第一次凭借于他金口玉言之时——他的指示是:“死一二个人,不算会事。”在他这次视察结束后,在村中立即有一集会,会场中有一人被指控为反对农协会,被野蛮地打死。

毛泽东到湖南前,当地农运领袖有把暴力行动逐渐降温的打算,已经把造成暴行的几个人拘留起来了。毛来到后命令释放,委婉的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需要暴力。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恐怖时期。”湖南农运领袖当然服从,并做了检讨。

毛泽东没有一次向大众提到过农民最关心的土地再分配问题。有几个农协会已开始焚毁田契,销毁田地分界标志,开始实行自己的再分配,所以他们急需有领导支持的要求,人们提出了各种确切而细致的要求。但是毛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四月十二日在国民党土地革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到此事时,他把没收土地降低到不付租息而已,并未对其他事有什么要求。

最能迷住和吸收毛的是暴力——一种冲击社会秩序的暴力唯有附和这个倾向的东西,才能吸引毛的眼球,因为它与苏维埃模式的社会革命相符合。毛现在总算能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没有其他的名字)。文章显示他虽在意识形态是模糊的,但在本能和性格上与列宁主义是谋和的。但是中央其他同志,特别是当时领袖陈独秀教授知道了这种痞子暴行后大发雷霆,坚持必须加以制止。他们实质上并不是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者。在把毛排出中央委员会二年后,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又重新接纳他进入最高领导层。虽仅进入第二梯队,作为不具有选举权的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现在随广州的国民党司令部出发向北推进,随部队进驻武汉。这个城市,位于扬子江畔,在长沙东北三百里之地,在此暂作基地。毛现在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的督导(总管),地位更显重要。他已升迁到训练农运工作的位置了。北伐军打到哪里,暴力路线就散布到哪里。他所发下的教材引导受训者如何对付地主等对象的方法。如果他们顽固,我们就割断他们足踝的肌腱,割下他们的耳朵。

 

在毛泽东的保护伞之下,暴力行为加速地进行,使得军队转过来反对自己的党所仿效的苏维埃模式。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湖南,军官们很多来自相对富裕家庭,现在却发觉自己双亲和亲戚都被拒捕而滥以施刑,而且不仅仅是富裕家庭受累,连士兵们家庭也受到打击。普通士兵汇到家中少量的安家费甚至也被充公。士兵们看到自己的出征却给家庭带来了灾难的结局。

自从孙逸仙在一九二〇年与苏联结盟以来,正是从现在起,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对他们领袖采用莫斯科路线开始感到不安了。尤在一九二六年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他们似乎感到有数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已被小得多的共产党(党员不足一万)所劫持,愤怒之情已达到了沸点。在汪精卫之下,二百五十六名委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另三分之一是左派,其中不少是秘密共产党员。莫斯科不但输入了特洛伊木马,中共中央本身就在国民党之内,它业已发展了相当数量潜伏下来的中央党员。现在,仅一年多后,这个党竟如此放纵凶残暴行,促使国民党内一些显要人物出来疾呼,要求中断被莫斯科的控制,当然这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危机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远离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政府突然搜查苏联使馆,得到了大量文件,泄露了莫斯科图谋颠覆北京政府,以代理人来替代被推翻北京政府的目的。文件暴露了苏维埃政权与中共间的关联。中共一个重要领袖李大钊和其他六十个党员原住在苏联使馆的大院中,都被一网打尽,李不久即施以绞刑。

这次袭击吸引了广大民众的注意,因有大量秘密文件可作佐证:苏联对中国如此大范围的颠覆活动大大激起了中国公众的愤怒,也唤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国民党为了自身,除与苏联和中央断绝关系外,就要冒落入苏联卫星国的风险。如此,必将会有许多国民党员退党,广大民众会对国民党嗤之以鼻,而西方列强会更坚定给北京政权完全的支持。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将军,采取了果断行动。于四月十二日他下了命令,要清除共产党加诸于国民党的影响。他颁布了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员的通缉名单,第一名是鲍罗庭,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   

蒋介石,于一八八七年生于中国东部海岸浙江省的一个盐商家庭,比毛大六岁。是一个职业军人,以坚强、与人略带距离和缺少亲和的感觉出现在公众场合,以后在国外以“委员长”而广为人知。曾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于一九二三年作为国民党的领袖,曾领导一代表团访问过苏维埃俄国。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国民党内左翼人士,是接近苏俄观点的。但是经过三个月对苏访问后大大地起了转变,成为一个持反苏观点之人;尤在关于到阶级斗争这题目上,他坚决反对莫斯科坚持把中国社会分为几个阶级,并使他们相互斗争的观点。

当他回国后,从不在人前吐露一字。反给鲍罗庭一个印象,他“充满热情,对我们特别友好。”蒋一定要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色彩,隐藏色彩的唯一理由是——国民党现在是靠苏联的军事援助,而援助的目的却是为了征服中国。他在此时已升为国民党内第二号人物,却正在悄悄地准备着与中共分裂行动。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先把几个共产党员关键位置上拉了下来。这个行动使俄国人开始行动了,设谋要搞掉他。根据在广州的苏联成员中一员的意见“暂告拖延一下,以图准备更周密来除掉这位将军。”一九二七年早些时候,已经延迟一年以后,鲍罗庭发出一秘密命令要把蒋逮捕,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具体化。

在北京政府把苏联的颠覆计划向公众公布的时刻,蒋开始行动了。在四月十二日他下达一个通知,基本精神是逮捕一切共产党员。蒋首先在上海行动,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他本人也在上海。共产党在那里有武装纠察队。蒋采取了解除武装的措施。他利用帮会来与纠察队发生冲突,然后他的军队借此借口来袭击,并解除他们武装。军队向共产党的基地攻击,许多工会领袖被捕,若干人被击毙,并对随之而来的抗议游行开火。在头几天,共产党方面约有三百人死亡。蒋使共产党不能作为一个组织力量公开在上海露面,然而中共中央的领导大部分得以保存——上海继续是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即使在清洗活动中,仍隐蔽起来继续活动。在以后五、六年中,“上海”竟是中共中央的同义字。

蒋在上海对共产党进行进攻之后,在六百里公里外武汉的国民党首脑汪精卫也与共产党决裂而服从蒋的路线。从此时起,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首脑。由他着手建立的政权在大陆维持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他被毛逐出大陆到台湾。

现在毛要选择是否与汪诀别。无论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中,还是在所有俄国顾问中,毛是最被汪欣赏的人,他在国民党中升迁要比在共产党中高得多。现在,他是否应与汪共进?他以后在与人谈及此事时说:“我感到彷徨,暂时不知如何好。”一天,带着撕裂的心情,登上了扬子江畔那座著名的美丽黄鹤楼。它建于公元二三三年,传说此地有一人招呼一黄鹤,骑上它背,沿了江边,飞向天宫,一去不返。从此时起,黄鹤即意外着永离不返之物。现在这似乎是一恰当的譬喻,毛用来强调自己对国民党内所做每一件事或每一事物,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之时。当他站于楼旁雕花栏杆前,遥看无边无际的扬子江,它把蛇山和龟山各锁于江的两边。似从天上泻下的洪水,流向无穷无限。「黄鹤知何去?」他问道,考虑到自己前途,自己的更迭和变更,把酒酹向下面滔滔之水,这是传统的纪奠风尚。我的心潮似波浪一样的奔腾。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以此心情作词终之句。

毛泽东要争取汪站到共产党这边来,自己就首先要划清与农协会杀戮暴行的界线。而他以前曾欢呼过这是“美妙啊!美妙!”的革命,现在只能把一切推在他们身上,作为替罪羊了。对不起,自己一概否认。汪精卫在六月十三日竟这样告诉在武汉的其他国民党领袖:“只有看了毛泽东同志写的报告后,我们方才认识到原来农协会是被哥老会一批帮会份子所控制了。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根本一无所知,只知道杀人放火是正道。”毛想蒙混过关的企图最终未能得逞。国民党没有这样容易受骗,已准备谴责他们在农村中所有的暴行,并决定国共分裂。毛作为一个声嘶力竭的暴行推动者,已上了通缉名单了,现在他不得不与汪和武汉的国民党道别。如果不是这样,他要与汪共处的话,这意味着他要作为一个温和者,要尊重社会秩序。现在已不可能,在他发现自己对湖南农村的暴行有亲和力后,他并不准备如此。差不多在十年前,他还是个二十四岁青年时,他已表示过渴望用暴力和恐怖使社会变革:“国家一定要先破坏后再建。人民会像我一样,渴望着破坏……”而苏维埃模式能充分适应他这种本能的冲动。

对毛泽东而言,现在是第一次,他面临要杀头的风险。二年前在韶山,当有逮捕之虞时,他有足够时间可以从容地雇一座轿子,作出闲散之态,向长沙出发。但是现在,流亡并不简单。屠杀共产党员还刚刚开始,已经不容有安身之地。七月四日陈教授的长子被捕后已被砍头。在下半年,共产党也发动了他们的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杀了许多人。遭到反击,到处就杀开了共产党。任何人只要被人指控为共产党,即可被捕而处死。许多人在临死前,为了表明忠贞,有的喊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毫无怜悯的头条新闻,欢颂罪有应得。

毛泽东的第一要事是保证自己的个人安全。他决定以中共和苏共为X狗,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终极。这个决策宏图,在一九二七年夏季作出,他当时三十三岁,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已步入了成年。

   

 

 

 

 

 

 

 

 

 

 

五、挟红军接管匪区19271928年,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共」之时,正逢斯大林结束「清党」任克里姆宫第一把手之始,亲自主掌对华政策。对于蒋的分裂活动,他指示中共要毫不延迟来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作长期准备用武力来征服中国的打算。

要中共用军事力量来夺权——这个军事策略是莫斯科自一九一九年建立共产国际以来一直主张的方案。自国民党夺权以来,莫斯科的战略方针一直是让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去进行颠覆。现在两党决裂,就指示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去策动分裂,以便能控制军队,或组成若干新的部队。

斯大林派遣一个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iso Lominadge)来华总理其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写信给在莫斯科「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红军。中国的主要城市中都有苏军情报局人员派来,他们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和情报。有高级军事顾问派来指导党和红军的战役,同时在苏联国内大力展开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为中共所设计的第一个阴谋是把国民党军队拉出来到南方的海岸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后可以接纳由苏联从海上运来的武器。同时在湖南,奉莫斯科之命肇端农民暴动,并延及邻近三省。那里农民军事组织早已存在,目标是对这些地区进行夺权。

    毛泽东同意这个军事方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他在由罗明纳兹主持下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以后闻名于全球。但是,在这个广泛的规划中,毛却暗藏自己的小算盘——要领导枪杆子和党。他策划要建立一支归自己领导的军队,这样就可以站于实力地位与莫斯科和上海方面(党中央在当时的代名词)讨价还价了。有了自己的地盘后也可保卫自己的肉体。这样他当然可以留在党内而不被清洗,也可以与俄国人打交道。他知道,唯有与俄国人为伍才能使他免于沦为土匪的地步。

从现在起,在四年时间内,毛开始从事一连串步骤,从自己能逐步爬上共产党最高层的阶梯。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他还不能对军事人员说三道四,因为他没有军事指挥权,所以他开始寻觅能接收一支部队的机会。这样便拥有军事实力,这也是其他党内同志的晋身阶梯。

 

    那时中共能从国民党部队中拉出的武装力量是驻扎在南昌及其周围一支二万人的部队,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位于武汉西南约二百五十公里,在长沙以东三百公里。毛没有参与策动这支部队的事。八月一日,他们开始行动,周恩来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也是设计者,是在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M.K.Kumanin)直接监督下行动的。他们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那里料想有苏联运来武器的船只。

    毛泽东想把这二万人中的一部分人抓到自己手里。在出发到海岸途程的预定路线中,是会接近湖南边境的。在八月份的早些时候,他对中共领导提议在湖南发动农民起义,可建立他称之的红色根据地,至少可以覆盖五个县城。事实上毛并没有真正要发动这样一个起义。他根本没有组织过一个队伍,也没有想过如何可以付之实施。他作这提议的唯一目的是在途中拉出一支人员在以后的行动中助他一臂之力。由于上海方面未能识破这个协议实际是要挖走一支部队的诡计,就批准了毛的计划。

    准备发动起义的头头们,约定于八月十五日在长沙领事馆内开会讨论起义诸事宜。毛虽在长沙的郊区,近在咫尺,但故意缺席。由于他是负责人,会议只能延期,约定明日再开。到时毛仍不现身。终于在十八日他才姗姗来到领事馆,托言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面对大家的愤怒和挫折感,他又想出一个借口,说是去搞《农民调查》了。

    毛泽东隐瞒了这四天爽约的真正原因——实际是他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去调查起义部队距他所在地有多远,是否还会途径湘南能让他利用。如不能,他也取消进入湘南这个念头,不搞什么暴动了。

    起义开始即出师不利。离开南昌三天之内,即有三分之一人员逃离。许多人由于饮了稻田里的污水生病,又不耐在三十度以上又热又潮湿的气候,相继死去,存活着几乎丢失了近一半枪支武器。这些人数日益减少的队伍,经过了努力的搏斗,才存活了下来,总算到达了海岸(汕头附近),再要他们迂回到湘南去助毛,这种机会几乎是零。

    当毛再次加入苏联领事馆的同志行列中讨论时,他现在要求撤消在湘南起义的计划了,虽然他曾把此事列为首位。他争辩现在应该缩小起义范围,作为替代,主张应去攻打省会长沙。

    毛的新计划的目的与以前的完全一样——即要掌握武装部队。根据这个观点,与他距离最近的红军部队都在长沙以外,这些可动用的武装力量有三个部分:(一)由警察手里抢得武器的农民过激份子,(二)安阳煤矿关闭后,被解雇的煤矿工人和矿警,(三)有一支原欲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未能会师而在途中颠沛流离不知所向(因起义已失败)。虽然,这些人加起来仅数千人,他所鼓吹攻击长沙的主张正可调动这些人,他想动脑筋成为他们的上司。

    毛泽东这个图谋成功了。他提出向长沙进军之计被采纳,成为所建「前线委员会」的头头——前委书记,列于主控的地位。因为当时没有比他高一级的机构,他遂成为有当机立断和最后拍板权的党代表。毛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会议上,在两个苏联顾问面前摆出一付热情姿态来大吹特吹,让他篡了这个职位。所以他说:“共产国际对这次起义的决定非常英明,欣喜之余,不禁跳跃三丈”。这些行动,都是他的谋事策略。

    他下一步骤是阻止部队真正到长沙去,而是让他们聚集某一地后使他能拐骗他们。这地方必须是远离长沙,使党的其他同志或苏联顾问不能轻易到达,又没有电话或没有无线电通讯可与部队联系的地方。

    八月十三日毛离开苏联领事馆,说准备去部队,但事实并不如此。他到一个离长沙以东一百公里叫文家市的地方,住了下来。在九月十一日约定起义之日,部队中不见他的踪影,他却潜居在文家市,什么都不干。十四日在部队尚未接近长沙,或在遭到惨败之前,他命令停止向长沙迈进,命在他所在地集中。结果在长沙城内的党机构不得不在十五日下令取消这个计划。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指出这次退缩是“最可耻的背叛和懦怯。”莫斯科称此事件是「一个玩笑的暴动」。但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毛精心设计的一个事件,目的的让部队落入圈套,从而掌握它。

    历史记载这称之为「秋收起义」,曾有一幅油画描绘毛在领导着这个农民运动。这是有关毛在创业时刻作为农民领袖的一个国际神话,是他事业中最大的谎言之一(这是向他的美国代言人爱德加·斯诺精心制造的故事)。不仅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农民活动,而且毛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活动*,实际上还破坏这个活动。

    自此之后,他颇有所获——控制了近一千五百名武装人员。在文家市以南约一百七十公里处有一系列重峦叠嶂之险要山峰,这就是井冈山,传统上是土匪出没之地。毛早已胸有成竹,以此作为根据地,暂作占山为王之打算。这里缺少可供登山之路,意味着与中国许多山脉一样,大多数是政府权力所到达不了的地方。这块特殊空地尤具一特殊地理优势,它的绵绵山脉,横跨湘赣两省,正好越出两省边缘之外,当局难于管制。

毛与山上一群当家匪帮已有联系,头头是袁文才,助手是王佐,他们手下有五百来人,控制了这有十三万人口、宁冈县的大部分地区,向当地居民收租征税来维持五百多人的生计。

    毛迫切想得到一支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准备挟之上井冈山,但苦于没有党的明确指示。所以他在文家市先找到几个他原先认识的几个党员如何长工等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然后于九月十九日召集了部队内掌权的军官们开会。他对支持他的人们用烟茶招待,让他们可以进出会场,实际上是要他们留意会场内的事态(防止军官们动武反毛)。会议中双方争论非常剧烈——掌权的军官们主张按原定计划向长沙进军。由于毛是在场的唯一党领导,所以他占了上风(其他党领导和苏联人都在一百公里外的长沙),使部队奔向井冈山匪区。行军初期,部队中许多人都不认识毛,以为他是一个当地人而要夺下他随身佩带之枪支。

    毛泽东穿了一件布长衫,颈上围一条土制围巾,衣着完全像一个乡村教师。沿途他对士兵们讲解对形势的估计和算计他们的实力——一个士兵回忆:“他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接近毛的一个部下肯定地说,等到毛露面的时候,「秋收起义」已失败了。

    当毛第一次向部队坦言,看来他们要成为“山大王”时——土匪的别名——大家惊愕不已。这不是他们要参加共产革命的目的。但是毛以党的名义对他们讲,他向大家保证,这是一种特殊的土匪——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这样于是他们最好的指望,他说:“山大王永不会被消灭,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尽管如此解说,许多人还是锐气顿失。他们已极度疲劳,有人患疟疾或小腿化脓,或痢疾腹泻,遍队皆有。他们一旦停下来,就淹没在自己身体发出的臭气之中,一、二公里外都可闻到。伤者及病者,一旦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有许多人离开。毛知道不能强留,答应凡欲离者都得以如愿,条件是留下枪支。两个高级军官要走,去了上海。后来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待毛上山时,只剩下六百个人,短短一、二星期内已损失了一半以上人员。留下之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以后成为发展中毛部队的核心,这正是他以后所称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所指。

 

    十月底毛来到井冈山匪区,第一件事是拜访袁文才。毛只带几个人,再三保证对方的地位。袁早已派了武装人员在附近埋伏以防不测。后发现毛并无恶意,袁遂命杀猪设宴款毛,大肉花生助酒畅饮,并嗑瓜子。

    毛泽东托言要到海岸去找南昌起义之残部,途径此地小憩。随之双方订就协议,毛的部队可暂作安顿,食品给养靠自己外出打劫,逐步自给。目前生活暂由这些法外之徒照应。

    四个月后,即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份,毛已反客为主,袁、王之部成为他手下一个团了。这场拱手相让的结局也不简单,是由于毛的人马在二月十八日占领了宁冈县县政府,擒获了县长张开杨。根据黑道的圭臬,胜者为王,毛坐了第一交椅。这也是毛第一次发号施令、指挥一场战役——是隔了山头在望远镜中观战。

    二月二十一日,胜利后第三天,一个数千人的群众集会,由毛召集庆祝大捷,高潮是处死三天前被俘获的县长。一个当时目击者描绘了情景(目击者是在共产党治下之地对我讲的,所用言词十分小心):“一个呈三叉样木架插在土里,被俘县长张开杨被绑在那里。整个广场都打好木椿,用绳子由一木椿拉到另一端,上面挂满了标语。人们把多枚长矛(梭镖)刺入他体置他于死。”毛素来对此矛特有喜爱。现在在他眼皮底下,亲见以此方式、以此爱物来结束敌人的生命,他以政委的身份在大会上讲了话。

随着毛的来到此地,像这样在公众面前执刑的集会竟成了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他表现出一种有让人在恐怖中缓缓死去的癖好。在一个为庆祝一九二八年中国旧历新年去抢劫富豪胜利归来的集会上,在主席台两边木柱上贴上自己在红纸上写的对联。

上联是:想当年剥削工农   好就好   利中生利

下联是:看今日斩杀土劣   怕不怕   刀上加刀

    随着毛在大会上讲话后,一个当地地主顾卫健,依着毛对联中所指示「刀上加刀」的办法处死了。

    杀人示众,并不是毛所首创,他首创的是对此历来就有的恐怖传统,加进了现代化的三维平面。(一)组织公众机会,(二)设法如何强迫大部分居民去看杀人,(三)所采用的办法是利用行政力量,强迫乌合而松散的,无躲避或逃遁能力的民众,强迫他们去看多么血淋淋的可怕手段使人去死,还要听他们死前的尖叫。这些实实在在的现实,真是把他们吓坏了。

传统的土匪哪里是毛泽东的对手,那种毛所特有的、有协调、有层次的恐怖活动竟然也吓倒了老牌土匪。袁与王对毛甘拜下风,承认其之威权。之后,他们决定以毛为首领导一支人马,包括他们自己也在内。毛确是比土匪更土匪。

 

    毛泽东在井冈山匪区刚立足后,立即写信给长沙党的领导。数日后即建立了接触;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方面也已收到了其他方面来的有关秋收起义情况的报告。毛无视领导自己带走队伍,使起义活动烟消云散的事昭然若明。上海方面要召毛(和其他人一起)到沪讨论这次惨败。毛根本置之不理,以致于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免去党内职务。

    党中央要开除毛的决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中央告诉湖南省委:“中央认为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军队在政治上已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命令湖南派遣一位高级同志来执行决议(开除毛的决议)……召集军队同志开一个会议……要重新建立那里党的组织。”他们很清楚料到毛会制造麻烦,故在通知中特别指出:“要派出一个勇敢和出色的工人同志来担任党代表。”

    对毛泽东而言,一定要抓住共产党这面大旗,因为凭他个人是没有吸引力的。毛对待决议的办法十分简单:设置障碍,不让他被解职的消息被手下人知道。

    在上海发出命令后一周,湖南省委竟会被国民党轻易破获——可说有若干疑点。毛手下的部队根本不知道党中央已撤换了毛委员。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份,党所委派来的第一个党代表在毛的基地被准许露面,带来了对他撤职的信息。但毛仍封锁消息,他只让党代表与少数由他一手提拔的下级接触,只传达给少数死党。然后自己假装呈上辞呈,自己辞去党内职务。但又自封一个新的职务——师长,继续掌握军权。

    毛泽东所统治的匪区,是一理想根据地。群山重叠,虽不算高,只有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十分陡险,提供了很好的安全保障。四周悬崖,形成包围。满山杉树和竹林,密集成荫,掩蔽天日,雾色蒙蒙。林间有猴、野熊、老虎穿梭,并有各类毒蛇出没,这是块天然军事防守之地。一旦有紧急情况,十分容易逃逸。有多条隐匿小道可通经两省。道经布满大批野草和各种藻类植物,形成狭小而泥泞之险道。任凭猛将雄兵,到此顿失武略文韬。对于亡命之徒,却是安全圣道。

    毛泽东与部下靠定期出劫邻县或稍远的地方来维持生计,这种突击美其名称之为「的打土豪」。事实上,是不分什么阶级成分、典型的土匪抢劫。毛对部下说:“假使群众不懂得地主、土豪是什么意思,你告诉他们就是财东。”所谓财东的标准是高度选择性的,有时候这家庭只有十几斤食油或少量鸡群,也可以算有钱人家。所谓打土豪,打劫内涵有各种程度不同的解脱,从一般的抢夺到随意杀戮。

    这些抢劫活动,经常刊于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大大地抬高了毛的形象。从此,获得了最大匪首称号而声名远扬。

    毛泽东的这种打劫活动没有多少居民会拥护支持。一个当时红军士兵回忆起要说服群众,帮他们去点出哪里是有钱人家多么困难;不用说,要他们一起参加一次打劫,并答应事后可以分赃,那更加难上加难。他描绘了有一个晚上的经历:

    “我们经常包围土劣的家,首先对他五花大绑,然后翻箱倒柜,但这一次破门而入时,骤起铜锣之声,数百敌人(村民)涌现……他们捉了我们四十来人,都绑在祠堂里……男人们打,女人们踢,并拿木桶覆盖于头,上置大石,受够了酷刑。”

    毛泽东虽自称如此斗争剥削阶级有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基础,事实上这种侵犯人权,侵犯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与传统的土匪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否则如何会在他的同僚中,特别在军官中留下了对这种行为永远是不满或遗憾的来由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份,一个军官陈浩在一次打劫财物途中想把部队带走。毛得讯后,即刻带了支持他的武装部队急赶现场把陈逮捕,当场在众人前把他处决。但毛由于缺德缺义,还是丢失了很多部队。自攫大权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军官中的所有骨干份子都离他而去。

    鉴于此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对部队采取拉拢、怀柔和控制。先建立一个「士兵委员会」,满足他们在行劫过程中能有随自己欲望的发言权。同时建立了秘密的最底层的草根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秘密组织,只对上级毛个人负责。同僚中高级军官也不知道谁是党员。毛通过这些共产党惯用的手段来控制部队,同时利用共产党的名义,使军队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掌中。

    但是他对部队的控制决非万无一失,而他本人也远非众之所望。他绝不能对自己个人安全放松警惕,就从这时候起,他已开始完善一整套保卫措施,到他晚年时已经发展到一种令人敬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让人看到的系列保卫制度。从有近一百人的卫队开始人数逐步增加。他在不同地点挑选数幢房子,充分改装使符合安全标准。没有一座房子不有着几个可供逃离的出口,如墙壁开有伪装出口,经常在屋后,可通向山区。以后在长征途中,即使处于居处不固定情况下,他所住的房子大部分都有一个显著特征:有一特制通道,以备紧急之用。

    毛泽东所居之处多是时尚之屋。有一称八角亭之居处,颇有建筑特色。有一宽广部通向河边一片广阔田野。天花板是由三层八角形木格叠成,呈螺旋形向上通向一逐渐变尖的彩瓦屋顶,远看好像一彩瓦顶的宝塔。它原属一位医师,现谦让搬到田野旁的一角,继续执业行医——与毛相隔不远,使唤十分方便,因他总有微恙缠身,或有什么其他事情。

    相邻一个大镇叫砻市,他在镇中又占了一屋,原也属于一个医师,也相当华丽美观。这是一座少见的华丽之宅,透示出这个城镇曾有过的繁华。这座大宅一半呈欧洲泥瓦业典范之别墅,在一古罗马式拱门旁有一优美典雅的走廊(这是一种建在屋旁之走廊,称为Loggia);另一半呈中国式砖木结构的建筑,有重叠向上堆砌成部分覆盖的彩瓦屋檐和檐角,伴有做工精巧的格子窗,这两部分由一条十分精致的八角形廊道相通。

    毛泽东在砻市安置了司令部,是一座占地二千公尺富丽堂皇的双层大厦。原是一个有三个县城莘莘学子来入学的当地最好学校,直到毛来,顶部建成一个三面开放的平台,可遥望远方云彩连接江河的一片景色。它的设计是为了学子在夏季沉甸甸的日子里可以享受到袭来之微微阵风。毛强占此屋放端了一个照此办理的样板。以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一到,学校、祠堂、天主教堂(往往是中国边远农村中最牢固之建筑)都要霸占。这些建筑,除了质量好之外,还因为有足够容纳量可以开会。学校上课,顺理成章地掩锣歇鼓。

    毛在井冈山匪区总共逗留了十五个月,冒着风险进入山区,只有三次,总共时间不足一个月,却似出巡视事,决非轻装简从。当他去拜望山大王王佐时,被隆重招待,安顿在素有「白宫」之称的一座白色显屋。它原属一个广东籍的木材商人,山大王给予丰富地招待,杀猪宰羊,以表尊敬。

    毛泽东以后掌大权后生活方式的雏形已经隐显于此。他此时已拥有一相当数量为他个人服务的工作人员(解放后扩大称为“一组”——译者注),包括一个总管事、一个厨师和他的一助手,他的任务专为毛挑水和准备饮水,一个马夫专饲养一匹他骑的小马和几个秘书,还有一个专听候使唤的男孩子,他的特殊工作是到砻市去为毛弄好香烟抽,另外一个专门在夺取一个城镇或打劫一个富宅后去收集报纸和书籍给毛看。

    毛泽东又得到了一位夫人——这是第三位——差不多在匪区安顿妥当后就到手了。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大大的眼睛,两颧骨稍高了些,圆卵脸,腰细如柳,名叫贺子珍,与毛初见时刚跨入十八岁。她来自山下一个富县的家庭,父母一起经营一家茶馆,给女儿取的小名是桂圆。她进了两个芬兰女士办的教会学校,但却不满足于教养为一仕女。她好动而火爆的脾气,拒绝为妇女设置的传统上闭门不出的幽居生活,而向往广阔的天地,充分享受生活和其他行动。所以在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开进她家乡后,在形成一片喧喧嚷嚷的气氛下,加入了共产党。她作为拉拉队队长,立即加入在公众场合作鼓动性演讲。年方十六,即被任为新县政府的妇女部部长,她开始第一件的工作就是剪去自己的长发。这个行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也是一个竖眉弃旧的行动。

    一年后国共分裂,迫使共产党员和一些左倾活动份子逃亡。贺子珍与父母及妹妹都是共产党员,只能疲于逃命,她哥哥是共产党员,与许多人一起被投入监狱。由于袁文才是他的朋友,设法帮他逃出了监狱。贺子珍与出狱的哥哥一起逃亡,由此与袁妻相识而成了稔友。另一个土匪王佐有三位如夫人,王佐送了贺子珍一管毛瑟枪。

    毛泽东来到匪区,不能说匪之方言,又从不想学,袁遂派贺子珍作语言之勾通人。以后,毛于此地栖身之时,凡与当地人交谈,不得不通过这位翻译。

    不久,毛泽东就向她献殷勤,随后于一九二八年初结秦晋之好。这是一缺少法定意义的婚姻,其仪式只是袁夫人出面,备了一顿丰富的宴席。此时,毛与那已有三个光头的杨开慧只不过小别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是从上一年(一九二七)的八月份算起。毛在重作新郎,三度践梅后只有过一封信给在老家的真正爱着他的开慧,提到自己总有小恙,足部不适。他自「新」婚后,对有三个儿子的家庭,难道就弃之如蔽了吗?

    贺子珍与杨开慧对毛的感情迥异,杨开慧那种真纯且带疯狂之爱与贺子珍勉强之从婚,不可同日而语。贺子珍射出青春少女之美,却生活在一群光棍之中,不乏群雄迫逐;而毛年近不惑,三十有四,对既年轻又美丽的贺子珍而言,不免有“嫌老”和“不值”之处,这是贺子珍对一至友亲口吐露的心腑之言。正巧毛的弟弟泽潭,乃一翩翩青年,且富青春活力,也是贺子珍的粉丝(原文就是用fanncy,不过是作动词用——译者注)。他忠告贺子珍:“哥是有妻之人,你还是跟我一起吧。”她最终还是选择乃兄,后来承认这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需要有政治上的庇护。

    在一个缺少女性,许多男性有性苦闷的环境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关系引起了不少碎言碎语。毛十分警惕:他们避免一起在公众场合出现。当两人路经有伤残士兵之屋时,毛总是请贺子珍离开远一点。

    结婚一年后,贺子珍下决心要与毛泽东分手。她向一个朋友吐露她的婚姻是一件倒霉事,觉得这样对自己是极大的牺牲。毛于一九二九年正月要离开井冈山,在途中她不顾一切总是落在行列后面,一路上一直算计着不仅仅是单单离开毛的事情,她还不足二十岁,就卷入风云诡谲的旋涡中。现在,她要离开这块地方,其竟如此强烈,准备冒着被敌人俘获的危险。但毛却无论如何要她嫁鸡随鸡。在路上,她不停的哭泣,几次故意落在队伍后面,只有让毛的卫士骑马追她回来。

    毛泽东与党之间的关系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了转机,原因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有数千红军幸存者到井冈山毛处来避难,而这正是毛多时求之而不得的。这是一支战败的队伍,已是精疲力尽,是去年十月从南方(福建)的海岸溃败下来的。原来苏联没有运来曾承诺要运的武器,这些残部由一个四十一岁的军官叫朱德的集合起来。他以前担任过旅长,是职业军人,对于红军中大部是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他可以算是识途老马了。在近三十五岁时,他去德国留学。在那里入党后去苏联接受军事方面特殊训练。他没有脾气,是个使人愉快之人,没有一点架子,他是个真正的士兵,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行军,与他们一样,背枪、背行军包,穿草鞋,戴竹笠。打仗时往往在前线能见到他。

    对于南昌这支部队毛泽东早有觊觎之心,初到井冈山时即发一信,力劝朱和他联合,但朱婉拒。上海方面命朱于一九二八年新年左右在湖南东南部发动暴动,朱是个忠诚党员,服从这命令。但暴动彻底失败。这样幸运地避过了一场莫斯科荒谬和残忍的方案之实施。根据当时的一个报告,他们的政策是杀死每一个阶级敌人,烧毁并损毁他的家庭。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任何人不愿意烧和杀的,应该被杀”。

    朱德同意这个政策,他的人把彬州和来阳两地铲为平地。如此,逼使农民进行了真正的起义——但是,起义却是针对共产党的。一天在举行一个集会上,红军强迫农民进行更多的烧杀,不料农民却反过来杀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在朱的人马所活动的场所,一村跟着一村,一乡跟着一乡,反叛者起来反对红军了。农民们见了基层党员即杀,撕下强迫戴在身上的红领巾,戴上白领巾表示自己是国民党的同盟者。

    一旦国民党部队开始对朱施加压力后,朱德不得不撤走。他们带走了数千个平民,其中有杀人放火的激进份子,他们除了跟朱一起走外,别无他处可去。这正是莫斯科的意图:要迫使他们去做杀戮和打劫的事,如此不让他们再回到正常生活中来,要使他们参加革命。党发布这样命令:唯一的道路是促使他们做这些红色恐怖的事,就不再让他们有机会与上层社会(乡绅和资产阶级)有妥协的机会。一个从来阳来的人回忆当时情况:“我已经镇压了许多反革命份子,我现在已不能平和的生活,我必须干到底……我用自己双手烧了自己的房子……与朱一起离开……”

    暴徒离开,国民党来了。报复和惩罚,呈轮回交替,造成更多伤害。在他们之中有一年轻女子,人称菊妹,曾过继于毛的母亲。她当然按毛的路子行事,入了党,与另一共产党员结婚,有一个年幼孩子。她和丈夫似乎并不十分拥护红军如此的杀戮行为,但不因此能刀下留情。在朱军队离开后,他的头被国民党砍下来放入一木笼子,挂在墙上示众,菊妹也被关入狱。她想打退堂鼓(退党做老百姓),但主事逮捕的人不同意。她写一信给亲戚,诉说受到如此伤害,竟遭受从未想象过会发生的悲痛情况,只能求死。她说:“我渴望着死,只想免受刑罚……离开这世界是一解脱。但每当想到我的孩子是多么痛苦,我多么想他啊。我有过如何教他成人的打算,但做梦也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孩子以后一定会责备我……。”菊妹后来也被处决。

    朱德以败将身份来投靠毛泽东,毛正好表现自己能有效救援共产党部中最大的一支队伍,并仍能发挥作战功能;而此时此刻,其他红军根据地都已支离破碎了。过去数个月里根据苏联命令执行的一切暴动都已失败告终。在南方海岸最著名的红色根据地海陆丰,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也垮台了。它存在仅二个月时间内,命名一块区域叫“小莫斯科”——甚至也有红场和大门口,完全从莫斯科那里依样画葫芦——可是这个地方却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屠宰场,由一个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人叫彭湃所领导。有十万以上人民被屠杀;凡他认为是反动的村落,就整个儿铲为平地。

    对这些沦陷区所实行的烧杀掠夺,其范围与程度比毛所做的要大得多。毛不是个疯狂者,他会禁止部下焚烧天主教堂(往往是当地最好的建筑)和好房子,告诉他们保留这些可供自己所用。杀人是为目的服务的,它不应该妨害更广泛的政治利益。

    在朱德到毛处之时,莫斯科已开始纠偏,停止盲目集体屠杀,用共产党惯用的行话来说,称之谓「盲动主义」和「烧杀主义」。上海方面指示对杀戮尤其要注意,而这正是毛一直在做的事。他显出精明和眼光远大,使他得以回到这场角逐中来——从而得到了党的欢心。甚至斯大林也开始欣赏他了。即使毛曾面对面不服从党,现在却得分了,斯大林正十分需要这样的胜利者——有创意,不是盲从的部下。莫斯科在中国发动革命的能量,已大大地被蒋介石启动的政策所削弱。尤在苏联外交人员策划在广东发动一场暴动(准备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建立广州公社)之企图被破获后,其能量已被进一步削弱。若干外交机构,包括长沙的领事馆已被关闭,莫斯科已丧失了在外交掩护下进行秘密活动之可能。

    朱德刚到井冈山,毛泽东立即撤了他党内职务。在五月二日写信给上海要求组成由他本人领导的委员会。不待等到回应,他已在一个集会上宣布庆祝毛朱会师。毛是党的政委,朱是总司令——这就是所谓的「朱毛红军」,毛随即主持一个党的会议。会议代表都是由他自己委派的,这就是新建的、以他为首的特别委员会。

    毛泽东急切需要有党内职务,朱带来的部队有四千多人,远远超过毛的人数,而且朱的人一半以上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所以毛需要有党代表身份来获得权力,如此才能在朱部队前摆出他的主导地位。平日很少看到毛带一支枪,但这次与朱部队会师时腰间佩了一枪,显耀后立即交给了警卫员。他迷恋武力,但从不去战场。

    在等待上海中央批准期间,他才从头学起做一名好党员,才开始服从党的指示,接受党的监督,向党提出长长的报告。但是还是厌烦去调查在他地方到底有多少党员。在党的上级来视察时,他的汇报有时是含糊的——大概一百多党员,有时超过了好多——超过一千人。直到此时,才刚启动了党委会的作用。

共产党革命的核心——土地再分配,也才从此时方才启动。在这之前,怕麻烦没有去做,因为这与统治无关。他的所谓统治,不过是抢劫而已。

 

    毛泽东写信要求得一个党的职位。这封信,与其他信件来往一样,都由专门信使由上海出发,送到莫斯科。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才到达斯大林手中,正逢中共中央第六次党代会开会期间,在莫斯科郊区秘密召开。这次唯一的、一个外国政党在苏联开党代会,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位为之指示的一次独特的重要会议,并暗中负担由中国来苏一百名代表的一切费用。

    会议中由共产国际头头布哈林传达斯大林指示和路线的一次讲话,整整讲了九个小时,令代表们的屁股都发麻了。毛并没有出席。他一贯采纳专制君王的统治铁律——其中有一条他是坚持贯彻终身的:除非有特殊绝对必要,决不离开老窝。

    莫斯科对中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所做的军事报告中,称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呈半土匪性质持保留态度,意味着毛并没有踩越莫斯科的红线。现在,毛基本上已得到莫斯科的欢心了,在会议中称他为主要的战斗领袖:这表明他是执行克里姆宫政策最有成果之人,他就是斯大林在六月九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复重申要建立一支红军的人。苏联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细致地勾画出在中国作战计划的草案。斯大林这个破坏金融的老手,亲自参与了一个巨大的制造中国伪钞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是符合斯大林革命条件的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基地——一个老党员。他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内拥有最引人侧目的高调形象——尽管存在若干质疑。他正是斯大林以后对南斯拉夫人所讲的,他是犯上的,但他却是一个胜利者。他虽有天生犯上的本性,但他需要党,需要莫斯科,这使他在本质上不得不屈从莫斯科的控制。

    毛泽东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获得完全满足。在十一月份他得到了莫斯科来的通知,他是在井冈山周围朱毛红军的领导人。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关键,他已经降服了党——当然,连莫斯科也在内。

    

 

 

   

   

六、制服朱德19281920年,3436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距六月二十六日斯大林收到毛开口要求职位的信件五个月后——译者注),才获得上海方面认可他作为朱毛军队的头头——政委,随之他开始策划离开这块不法之地,带了军队去另辟疆土和扩建部队。另有个要离开的理由是估计这个地区极可能受到攻击,因蒋介石在此年六月已经打败了北京政府,他已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富裕地区,并建都南京。蒋的部队正在向毛的占地进军途中。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时,军队数量大增已有三千余人。他和朱德一起,共同撤离。朱德此时已被委为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领。

在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占山称王十五个月之后,遗下的是一块萧条贫瘠之地,这是他第一次治理一块红色根据地。从政绩看来他毫无经济头脑,有之唯有打劫和掠夺,无异于烧、杀、抢的强人。一个党巡视员向上海方面汇报:

在红军来到前……这里呈现的气氛相当和平,是个有福的乐土。……农民们的生活颇有充裕保障……自从红军到来,一切都变了。由于红军唯一的收入是靠劫富(即打土豪劣绅)——甚至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和中农都被视为敌人。经过此种大范围破坏后,对建设和经济危象的发生置之不顾,以致农村经济已完全破产,整个地区逐日走向崩溃之势。

    毛泽东和其部下已把地方的血榨干了,令当地人十分厌恶。当他们离去后留下许多不能带走的伤员和地方干部。这些人如果落在以后进驻的正规部队手中那是大幸——不过是被机关枪扫死。如落在地方民团手中,或被剖腹挖肠,或被活活烧死,或使他慢慢地受痛苦而死。如此有数百人被杀。

党的潜留委员会后来写给上海的报告中透露出毛在井冈山的统治遗留给当地人民的惨烈是如此强烈,以致后来国民党部队也烧房子和杀帮会头头,但也没有造成大部分群众对像反动派那么的仇恨(这是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报告,“反动派”是他们对国民党的惯称)。当地老百姓尽一切可能去变节投敌,这个报告写道:“这些坏东西处在我们红色政权下时,自然不敢做出反动的事来,但是一旦脱离我们的控制,便成批地投向国民党。”这个报告指责当地群众,他们“无不例外都不是好东西。”

原来当土匪的那些人大部分是当地人,都潜伏下来,生活过得还放松得多。其中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包括两个匪首袁文才和王佐。不过这两人在一年后,一九三〇年三月,死在了共产党之手——他们在离开了一年之后回到了该地。莫斯科对中共下了命令,要对这两个他们称之匪徒的袁、王两人下手——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出卖,利用价值过去后即杀之。当时下达的决议是如此说的:“与匪徒或类似帮会组织在起义前结盟仅不过是利用而已,以后一定要解除他们武装并要对他们严厉镇压——即使他们曾协助过起义,也要把他们的头头视为反革命份子。这些人必须完全彻底地消灭。”

袁与王的部下逃到深山隐藏,成为坚决的反共者。一个红军先头探索部队报告说当地居民痛恨我们,尽可能想一切办法来保护这些土匪。曾在匪帮和共产党治下生活过的居民很清楚知道他们该向之何者。经共产党统治后留下的是充满怨恨和复仇的一片蹂躏之土。在属于毛司令部所在地的宁冈县,总共有三五七〇间左右房屋被红军和白军相继焚毁。待毛于一九四九年攫取整个中国时,宁冈县人口从在毛驾临该县前的十三万降到仅仅三万一千人。

 

在离匪区途中,毛泽东一边踏步缓行,一边与部下轻松的开玩笑,沉浸在一片愉快心情中。上海与莫斯科接受了他提出之要求,无异指出了他未来的一条康壮大道。事实果然如此,当时是一九二九年一月,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jin)和负责中国事务的间谍米夫(Pavel Mif),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苏军如何实实在在的去指引他们,使之紧紧地沿着莫斯科的路线行动。这是第一次有记载在案的、能让世人知道当时莫斯科是如何针对毛朱军队,在军事调度方面给予指导的。当时这个“毛朱”的称号已在公众及媒体中被描绘为“共产党中最显赫的力量。”

    政府军队正紧随毛撤离之径追逐,毛必须全力以赴迎战。在一场鏖战中朱德的妻子被俘,以后被砍头,挂于竹竿在长沙城墙示众。朱处此厄运倒霉时,毛乘机抢权上爬,在离井冈山短短两周之内,毛已夺了朱军事指挥之权,把一切权力集于己手,而这权力原是由上海的中央授予朱德的。朱德的弱点是遭到国民党军攻击时,没有全力以赴,针锋相对的抵抗,让毛有夺权的机会。在利用一个危机为自己得利方面,朱根本不是毛的对手。

    毛泽东不向上海汇报有关他夺权之事,反之写信给上海说他是如何敬服于党的指示。他写道:“红军今后该如何发展,我们特别渴望着你们的指示。是不是能请你们把指示快速送来?”又称:“党的六大决议是十分正确,我们愉快而轻松的接受。”“我们希望以后党中央能每月给我们一信。”毛的上海方面如此曲意奉承,冀求一旦他们觉察他对朱德下手之事,中央能对他从轻发落。

    与往常一样,朱德依旧克制自己不去揭发。他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天生不是搞阴谋和权术之人。如果他向上海方面报告,则将酿成一件大事——那是一纸亲笔宣战书——不啻宣布一场与毛相当于战争的较量。

    在三月,毛泽东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松一口气机遇,这次是由国民党的问题所影响。蒋的中央政府虽然站稳脚跟有将近一年,仍面临若干方面的反对力量,有几个正在对他开战了。因此蒋不得不把正在紧紧追踪毛的部队撤下去对付叛军。欣喜不止的毛向上海报告,与他的殿后部队只差半公里的敌人突然后撤而转向了,让他得以从容脱逃。

    此时毛泽东率部队已经到达东南海岸的福建省,他看中了汀州*这块地方并占领了它——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城市,位于货船繁忙的航道之傍,但在防守方面很是薄弱,因与海外贸易较多,销售由东南亚来的各种货物,故相当富裕。有装饰华丽、出售东南亚商品的市场,其旁耸立雄伟的欧式大厦。毛的金库满载抢来的财富。他显得很得意,向上海方面汇报:“现在我们的供养没有问题,所以士气很高涨。”

    他们从夺得国民党服装厂后,总算制作了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制服。以前红军士兵穿各种各样服式和多种颜色的衣服,有时甚至是妇女服装和天主教僧侣的外套(一个意大利僧侣特别担心红军会抢夺他有法西斯标志的衬衫)。共产党新制服与国民党军一样也是灰色的,只不过在帽上有一个红徽章而已。

    防守该城的郭旅长被活捉,根据矛盾特令处以死刑。把尸体倒挂在高坛旁一棵栗树上,就现场举行群众集会,毛在坛上讲了话,然后抬尸游街。毛为了表明要打破一切旧秩序,把市政厅夷为平地。

    他把司令部安置在一个华丽的老式别墅,可以望见江河。但好景不长,到了五月份,他刚建立的这个小天地却被上海派来的,任命为军队中第三把手的人打乱了。他叫刘安恭,刚从苏联回国,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他看到了毛    *汀州位于闽西,与江西相邻,今称长汀,其西南有一条南北向的汀江。——译者注

是怎样对待朱的——是通过什么手段才治理这个军队的,感到惊愕。他谴责毛夺权、独裁、组建小圈子和抗拒上级领导。

    此时毛泽东再也瞒不住他的阴谋了。遂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在排挤朱德差不多四个月之后写信给上海,辩说:“军队「已经」决定暂时中止朱的职务,因为发现了有特殊情况。”他尽最大努力来减少由于隐瞒这个事实(向中央隐瞒)所带来的冲击,所以把它安排在向中央报告共十四个很长的一串项目中的第十项。报告的其他方面以十分顺从、甚至曲意奉承的调子,中间混杂着热诚表白,表述渴望接受中央的指示。他如此写:“请建立一特别交流办公室,这样可以与上海有直接交流可能。”另附言:“此地附汇一万元烟土费给办公室作启动基金。”毛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毒钱,来安抚上海中央能认同他的攫权。

    刘安恭站在朱德一边——正值当时红军没有处于被国民党军紧逼的情况下——朱那时也向毛对抗了,且大部分军人都支持他。毛特别不得人心,正如后来一份正式写给上海的报告所说:“整体看来,群众都对毛不满,”“许多同志对他都很愤慨,以一个独裁者视之,他脾气不好,好滥用权力。”但是为了搞平衡,对朱也不得不提出若干批评,却是些芝麻小事,如好夸夸其谈,缺少端庄和礼仪——心血来潮时会忘形,不自觉卷起裤脚管到大腿,缺少威严,活像上海的白相人。

    那时候的共产党开会还存有一定民主程序,对议题在投票前常先辩论一番。军队内的党代表们在六月二十二日开会投票撤除毛在军队中职务,重任朱为军事最高领导。毛以后在自述中承认当时“十分孤立”。在投票前曾放言威胁代表:“我有一帮人马,准备动手。”但他无能作为。因他的那帮亲信在开会前已被解除了武装。

已失去对自己部队控制的他,开始暗中运计重掌军权。他策划在近东南沿海的福建新辟根据地来扩展军队。这是当时共产党掌握过一块最富地区,总人口   达一百二十五万左右。毛对新选上的领导人员讲,他已落选,他要离此他去,“到新地方去为当地做些工作。”当时没有一个人能认识这是他要不请自来,到地方红军中去领导党机构的一个掩护。

    毛泽东坐着担架离开了司令部,随行者有他新婚妻子和少数忠实亲信。当时随行者之一回忆:“当我们离开汀州,连马匹都被扣留,我们这群人真是垂头丧气。这群穿着邋遢的人向蛟洋出发(在汀州以南,古田以西——译者注),在那里毛可以依靠一群小宗派、小团体的若干老关系、老部下的帮忙支持(这正是在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要加以反对的——译者注),召开一个党的会议。这块地方以前是由朱毛联合时打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所以毛还有一定影响力,当地职务最高的闽西特委的特委书记是邓子恢,他是听从毛的。但上海中央并没有委毛到该地去当头,只是让他到福建省委*去工作。但毛的谋略是操纵蛟洋这个会议来安擂亲信,这些亲信随着他一起离开了军队进了领导班子。

等到七月十日,有五十左右地方代表聚集在蛟洋,被告知要参加次日召开会议。到了次日,毛没有召开会议,却引导代表们花整整一个星期去从事“各项调查”,并要即刻把报告缮写完毕。后来总算召开秘密会议要选领导班子时,毛又假装生病不能出席,再次延迟开会。实际他并没有什么病,这是他秘书以后泄露出来的。据以后报告说代表们都抱怨这会开得太长,在“疲疲沓沓中进行”,像送了弦一样;如此拖曳了“长达二十天之久”——直等到政府部队迫近。在此紧要关头,“消息传来国民党军正在开来……所以前线委员会……变更了计划……*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

会议就此结束……。”

    代表们没有选出党的领导班子就纷纷逃离,一待他们逃离,毛立即把关键领导位置分配给自己的亲信,伪造会议选举决定,毛的亲信邓子恢被「选」为当地红军的真正掌权人。这许多毛的亲信都是来自湖南,是不能说当地方言的一批人,都掌了权。

    当地干部一旦发现毛已剥夺了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控制权后,气极而盛怒。随之几年中他们始终不懈地反毛,遂使毛以后发动一场血腥清洗运动。

    当这会议还在进行时,代表们已表现出他们既对毛惧怕,又不喜欢他。这份报告说,当他在会场中时,“代表们很少发言,”当他不在场时,“他们才开始热烈辩论,使会议能顺利的很好进行”。毛在地方党支部中还没有能够驾驭的亲信代表,所以地方权力仍归属于福建省委。代表们纷纷要求这个省委机构能代表他们,保护他们免受毛之侵害。会中发生许多事件,事后总结如下:“代表们的通讯往往会被截留,代表的报告会不翼而飞,所以没有一个代表能从省委得到对会议的指导意见。”事件发生后也没有一个说法,是否有任何疑及犯规之事。虽然曾经发生过在关键时刻,为了毛的缘故,通讯被突然中断的典型例子。

    毛一旦获取这新地盘的控制后,就着手策划贬低朱德,这计划的共谋是朱的部下一个名叫林彪的人,他在二十岁刚出头时就是个索居离群、天马行空、独行其是的人。毛在林到达井冈山前一年起就一直在培养他。

    林彪有三个特点能吸引毛。首先是军事才能,他从小就想成为一个军人,以后在国民党办的黄埔军校度过了愉快的学习生涯。他精通军事战略,多次通过战役证明他有天赋军事才能。第二个特点是不依惯例办事;与中央许多其他高级将领不同,他未在苏联受过训练,所以不像他们受到了苏联僵化的共产主义教条的沾染。在朱德部队的官兵中都知道林经常易侵吞财物,如金戒指之类,甚至还得过淋病。第三点特点是最受毛喜欢的,是他对朱德始终怀有怨恨。朱作为上级,曾经申斥过他;这是林所特有的骄傲不能接受的。

    自林彪初露头角,毛泽东就看中他并与他结交,想尽量赢得他的好感。特邀他为自己(毛的)的部队授课,这个荣誉是他从未给过其他人的,从此他们间建立了特殊关系。三十余年后,林成为他的国防部长,文革中成为仅次于自己的副统帅。在长期亲密关系中,毛小心翼翼地安抚他的虚荣心,特让他可以驾临一切法规之外,以此来交换毛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林共策阴谋。

    他们间第一次合作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当遭到国民党部队进攻之时。当时作为军事首长的朱德草拟了作战计划,要召集一切部队在八月二日会师。但在这一天根本看不到林的部队。他和毛及毛刚刚集合的福建部队都躲在后方。这两人一起控制了红军稍过半的人马,约有六千多人,而朱只能率领他所欲望得到的半数人马去和国民党军拼战。还好,他力量不足的部队却把这个仗打得不错。

但是,如果有一半部队不服从朱的命令,他总不能有效地来指挥战争吧!当部队处于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那些忠诚的党员和红军干部都把眼睛钉住上海的中央,要他们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出来啊!

 

    那时,在上海党领导的核心是周恩来,而任最高职位总书记的是向忠发。他曾当过水手、码头工人,由于有这个无产阶级背景而被选为这个名义头衔而并无实权。真正拍板的是由莫斯科派来的驻上海代表。在那时候,派来的倒并不是俄罗斯人,而大多是欧洲的共产党人。最直接领导的两个顶头上司,一个是德国人爱斯拉(Gerhat Eisler,以后去美国当莫斯科的情报首脑)和另一个波兰人瑞尔斯基(Rylsky)。他们控制党的财政大权,甚至管到最些微的小钱和小事,并随时向莫斯科请示。一切政策制定都来自莫斯科,并要监督进行的结果。莫斯科还派来多个军事顾问来直接指导军事行动。中国同志称他们为“毛子”,因为他们身上的毛比中国人多。“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称呼经常在中国同志的交谈中脱口而出,如一个有点儿稍驼背的人,就叫他为“驼背毛子”。这些“毛子”是通过周恩来发号施令的。周以后在毛当政下,担任国家总理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而赢得国际声誉。 但是,真实的周并不是让外国人所看到的一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家,实际是个缺少人性、无情无义、残忍强悍的共产党间谍份子。为了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甘当仆从而泯灭人性。终其一生,他忠实为党工作,无视因此而丧失个人的人品。

周于一九一七年,十九岁时去了日本,正逢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在那里他正好遇上了共产主义思想。以后,他选择到西欧去留学,一九二一年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法国支部,从此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他的奉献精神反映在若干苦行主义方面——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和对女性的远离。他风姿潇洒,寓藏对女性吸引,但他却远离美貌女性之青睐,对之冷漠。他刚到法国时,经常听到他对女性倾慕之言。“多么美丽的女郎……这里(巴黎)的女郎竟是如此妩媚动人,有吸引力。”这是他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不久他与一富于性感女郎作友。两人堕入爱河很深;但是,他一旦转向红色信仰时,做出了与许多传教士同样的行动;选择了一个并不是建于爱情基础上的妻子,而是基于能在使命方面一致的一伴侣。

    若干年之后,在一个难得畅开肺腑的时刻,周对侄女吐露了他是怎样选择对象的。提到了他过去曾经相爱过的女友,说:“当我决定把整个生命献于革命时,我觉得她并不合适做我终身伴侣。”周需要一个能与他一样愿为革命作出奉献的伴侣。“所以我选择了您的婶母,”他说:“我起先与她通信,我们经过通信建立了关系。”周在二十七岁时候投进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与一个二十一岁的对党狂热者叫邓颖超的结了婚,她容貌十分平凡,而且不是较典雅的一个人。

周恩来具有出色的行政才能,兼有非凡组织能力,更有顽强执着而不知疲劳的工作潜力;坚强的神经系统几乎达到冷酷无情地步。莫斯科锁定了他,给以重任要他创建中共党军。一九二四年,莫斯科责令他回中国,让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这是在苏联指导协助下,由国民党主办的一军官培养基地。周奉莫斯科给的秘密任务,在国民党高层军官中培植中共代理人,这是为未来压宝——当有一天机会来临时,可以接管或影响至少部分国民党军队——这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国共分裂后,由他组织国民党部队中叛军,举行南昌起义活动中应验了。待起义失败逃到南方海岸时,周患有疟疾,高热使他谵妄胡言,但口中仍叫着“冲啊!冲啊!” 后在搭乘逃往香港的小船遇汹涌海涛,同船人只得自缚于桅杆,方免于身体被冲颠入海中。

    他从香港回到上海,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在那里主管党的日常事务。他真是个在潜伏情况下,暗中进行工作的天才,这为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所一致看法。是年夏季他去苏联,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前见了斯大林。在第六党代会中他是主要角色,任大会秘书长,作了至少三个报告。组建中国红军是他的主要工作,并在苏联指导下创建了中国的克格勃(KGB*,由他亲自指挥暗杀小组。

*与苏联相对应组织的名称一样,它曾改了许多称号,所以此处我们称此类机构一概为中国的克格勃。

周恩来具有担当布尔什维克间谍的理想品质,其中最为称道的是纪律性,严格而毫不偏离,遵循莫斯科路线的顺从性,甚至达到盲从而没有人性的地步。他能吞咽得下主子所施加之于身的无论多重和无理的鞭笞(指在精神或人格上的——译者注)。在以后年代,作为毛统治下的总理,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尊,在众目睽睽之会场中,用令人会起鸡皮疙瘩的言语,自觉而反复地自贬自己,使在座听者感到不安而困惑。早在一九三〇年时,他已开始做出低声下气的自我批评。“我盼望全党能正视和谴责我的错误”,誓言要改正他系统性严重错误,并要在党报上发表自我批评。某日,在一个他参加的会议中,一个由莫斯科派来的德国籍代表,或许是看准了周在性格中有甘受虐待的倾向,在会上说:“关于恩来同志,我们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我们并不是要开除他。我们必须改造他……看他是否能改正错误。”此时周在座中,默然纳之。

    周似乎没有勃勃野心要成为头号人物。他不善于作方案制定,而善于执行上级指示。他常作冗长而令人厌烦的大报告。一个他的老部下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一次,他开始讲话,却煞不住了。他所讲的内容很清楚,但不是很有条理……好像在对小学校中的学生上课。”他能连续讲七、八个小时而不停,使听者感到单调而厌烦,足以使人昏昏欲睡。

    周对党的忠诚和毫无置疑之能力,是莫斯科选中他为主要领导的理由。接任后,朱毛两人在军队中的纠纷正摆在周面前要摆平。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写信给军队传递命令,对毛充分支持,拒纳对毛的一切批评。他坚持认为与毛的行动不属于家长制的范畴。毛解除朱的职务被判断为正确的。而那个刘安恭,以党代表身份,曾大声疾呼反对毛的所为,被召离军队。不久,在一次战役中死了。

    毛泽东虽然总是破坏党的规则,上海中央在事后总予以承认。毛总是犯上,但却总是以胜利告终。他的野心昭示了此种对权力的贪婪和追求,正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要征服中国所需要的。特别当中共的力量仅不过区区数千人之时,要去面对拥有数百万计的国民党力量之时。

    另有两个因素正在此时出现,也有利于毛泽东在进行的争权。毛所处地以北二千公里之地,是苏联继承帝俄抢来的满洲中东铁路,它的位置可以扼断由西伯利亚到海参威途径中国领土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除了控制这条铁路以外,莫斯科还从沙皇那里继承了在铁路沿线的中国对外最大的外国租界占地,有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布尔什维克党原放言要放弃对中国的治外法权,但以后根本没有实践诺言*。中国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夏季武力夺还了这条铁路。

    莫斯科即刻由原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勃鲁柯(Marshal Blyukher)领头组成一支「特别远东军」,准备进入满洲。斯大林更提出要讨论组织一支中国起义部队在国内发动,占领满洲的大城市哈尔滨,同时成立一个革命政府。在制定一个打击目标时,斯大林怀着典型的凶残和蛮性,几乎是随随便便地插入一句话——要大批屠杀那里的地主……。到了十一月份,苏联侵略部队已深入满洲一百二十五公里。

莫斯科要中国的党造成对中国政府的军队作若干声东击西,使它顾此失彼的军事压力。命令中共要全党动员起来,把辖区内所有人口动员起来,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认为与毛所具的动员潜能在为保卫苏联国家利益而作的与周围、上下间的联络或配合的重要性方面应立即受到承认。周给了毛一封恢复他原职的信使毛大为开怀。信中说:“你主要和迫切的任务是开展及拓开游击区……和*当时共产国际首脑布哈林(Bakharin)称中东铁路地区为对我们指向进入中国的革命的指头。

壮大红军……”。在十月九日,苏共政治局开会,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指名道姓的说:“在毛泽东同志的辖区内(未提到朱德),凡与满洲铁路事件有关的重要地区,都要扩大游击战。”

    莫斯科还有一个迫在眼前要在众多人中独钟于毛的理由,是为了与托洛茨基斗。他是斯大林最厌恶的一个政敌,刚被流放国外。托洛茨基在中国有一小群人数虽不多,但确实信仰坚定、有奉献精神的追随者,如陈独秀即是。他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二年前被莫斯科作为替罪羊被开除,但犹继续有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迹象。陈仍发表反对当时中共中央在铁路事件上支持苏联——他表示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只有使人民认为我们随着卢布的调子作舞。”

    斯大林相当担心陈可能会对自己已得之不易的可观威望,置之于托洛茨基之下。在上海的莫斯科代理人十分关切此事。因陈是毛的师辈而站在他一边。

    为了这些种种原因,莫斯科决定支持毛,在媒体中热烈地抬高他。在满洲铁路事件最关键的几个月中,在布尔什维克的党报、真理报上,至少有四篇以上有关毛的报道,并马上改口把他描绘成一个领袖(像这样的字汇仅用于赞扬过斯大林)。没有其他的中共党员有过如此过度地推崇赞扬——即使是毛名义上的上级,如党总书记也从未有过。

    当周要重新委毛重任的指示下达到朱德等人处。朱和其同僚对上海的敕令表示臣服,并将来件转送毛处。毛此时住在郊外一风景如画的乡村,一座优雅的双层别墅之中。在院中有一棵棕榈,他正过着安舒散逸的生活之中。每天豪饮牛奶,同时吃一公斤牛肉伴以炖汤,佐以一只全鸡。他曾描绘当时生活何等适意,使用附和当时他内在文化底蕴来衡量健康标准的语言:“我能吃得多,拉得也多。”

    周的来信使毛大为得意,他明确无误的触犯了党规,并对同志们作了伤害,非但没有给他应得的申斥,反而给的竟是奖励。处在胜利感中,他一不做二不休,在村中继续优哉悠哉地住了一个多月,等候上海对朱德施压,要他磕头称臣。

    此时毛泽东与新媳妇贺子珍住在一起,又有部下一对夫妇作陪同居。他与两位女士从不言及政治,喜欢与她们放松放松。晚餐后两对伉俪漫步一座小桥之傍,隔了铺满葱绿色水草的小溪,欣赏对岸黄昏暮色。夜幕降临后,农民举着火把下溪捉鱼。群鱼看到光明,集群游至,此时或被网获,或被手捕。鱼头是毛最喜爱美肴。据说可补大脑——服之可大动脑筋。白天借助日光,坐于窗傍,大声念读湘音英文,常招友人失笑。此种结结巴巴的朗读英语,并不是努力要达到什么进步成长,仅不过是毛之一种休闲、高尚之文娱而已。

朱德及其同僚一再写信恳促毛同志归来,同时将经过向处于十分焦急的上海中央汇报。但是毛继续逗留,直到十一月晚些时候,朱特地派遣部队来护送他「归去兮」,毛方回去。这是一种下级对上司唯谨恭维的传统封建仪式。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写一封信给上海,大大提高了周恩来的积极心情。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毛“完全接受中央的一切指示”。但是毛是在表演一剧归顺的大轴戏,是专做给莫斯科看的。他谴责他过去的老师陈独秀是个「反对革命的份子」,提议发动一个“宣传活动”来反对他。另一点看法是要点名谴责托洛茨基。部队每天出操时要鼓足精神,高喊「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

    毛泽东既然使朱德就了范,就让他保持一个虚衔——总司令,军队继续以朱毛命之。毛此举既取悦于莫斯科,又满足了上海之意图,此即称之为「团结」之谓也。然而事实上却利用了朱在部队中的崇高威望。朱终其一生为毛做一个装饰门面的人,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两人双双于一九七六年相继于数个星期内撤手西寰。

然而朱有时也禁不住发出愤慨和牢骚。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对军事指挥员喃喃抱怨,他不过是“毛主席手中的玩偶,我根本无任何权,毛不过对我逗玩而已。”这话后来被汇报到莫斯科,但是俄罗斯人并未对毛动一个指头来稍加限制。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古田一个镇里,许多军队干部代表召开一个大型会议上宣布毛回到领导工作岗位。毛为了防备有人来反对他,预先设置一个诡计——是根据当时经常有逃兵,捉到就被枪毙,而士兵们最痛恨的就是枪毙逃兵。根据当时给上海的报告说:“每次在队伍出发前,有少数逃兵被枪毙后暴尸路旁以示警惩。”这个报告无形中泄露了要在红军中保持充足人员何等困难,总与经常强调的要求反道而行。事实表明,即使枪决也不能经常执行,所以报告继续说:“我们仍旧不能够消灭逃兵。”

    在这次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取消死刑的决议介入提案。这个提议深得士兵人心,大受欢迎。但数月后当古田会议决议项目发下传阅时,却没有这一项目。毛一旦正式被任命了,决议马上消失。逃兵继续执行枪决。

    通过在古田会议中哄骗代表这件事可以更进一步清楚看到他对逃兵这件事背弃决议表现出二面三刀的本性。毛能得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他想通过决议来扫除他与绝对权力之间的障碍,特别是有关到职业军人的权威。毛不是职业军人,而朱是。所以毛要引入苏维埃式的、贬低纯军事观点的流行盛词,以破除军事权威。其次他更为厌恶的是会议选举,因为过去有过一个自由选举而把他选出了办公室。所以他把选举称为“超民主”,绝对要在实践中废止。

    毛泽东爱好舒适生活,而朱的生活像普通士兵。在部队中对特权的厌恶十分强烈,因为许多人是被部队里的平等理念吸引而诱入的,而这正是共产党主要的引人之所在。毛为了要平息任何对特权的反对,创造了一个“绝对平均主义”新名词来与之对立。加上了“绝对”之词,使反对者难以不敢苟同。从此时起关于特权问题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正式背书。

    一九三〇年来临时,毛刚踏入三十六岁,可以怀着相当满意的心情来回顾上一年的所得。在他破坏了党的所有规则后,这个党却交给了他苏维埃统治集团之外最大的军队。莫斯科与上海显然是在收买他,这表明他们需要他。现在他可以进一步利用他手中由他们所给的,能够影响周围力量的一个杠杆。

“今日向何方?”毛泽东问道,当他沿着布满苔癣的小道上,在马背上口吟一首小诗。毛确切知道将去何处:是将进行更多的接管。   

 

 

 

 

 

 

 

 

 

 

 

七、抢权导致杨开慧之死19271930年,3336岁)

 

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拥有名义上涵盖全国统领的权威。他发出号召要把各省的执政者联结,组成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置于以他为代表的中央掌控之下。这立即遭到各地军阀组成的联盟进行猛烈的抵制;到了一九三〇年初,双方调动的军队以数十万计。这种内部的自相残杀,对中共展现了一片绝难得的、能扩张它军队和根据地的良机。

莫斯科乘乱之机,着手考虑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周恩来遂于一九三〇年赴苏,带了一份有关中国红军的详细报告,宣称已有六万七千人左右,编为十三个军,分布八个省中。朱毛军队是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占有总数的四分之一,近一万五千人,由于人多,所以能控制了很大的一块根据地。根据地是发展军队的关键,依靠它使得红军能够征募兵员和扩大队伍。

周恩来不在国内之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是毛的湖南同乡。以前的部下,李立三,以善于组织劳工而知名。他是个偏激的活动家,对进一步扩展地盘是热烈的鼓吹手。在他主持下正在着手设计一个富于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内地夺权,夺取大城市如南昌、长沙等地,并要在中国的心腹地区建立红色政府,建都于扬子江畔的武汉。毛被派去夺取江西的省会南昌。

然而毛泽东是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内讧,红军也没有希望去夺取并掌权大城市。起先,他对这计划表示拒绝,但是在这踌躇不安的短短数日内,却从脑海爆出了一股热情。他对李立三的目标仍无信心,而是他认识到借此利用上海方面那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接管由彭德怀统领的红军第二支大部队。

彭德怀,比毛泽东年轻五岁,生于湖南与毛自己住之村的不远处。他是共产党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任国防部长,也是在共产党体制内敢于对毛最凶烈和勇敢的批评者——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毛让他在相当冗长和缓慢的时间内,在精神和肉体上痛苦地走向死亡。

彭有充分表达沧桑和磨难的嘴形和一对露出忧思的眼神,似乎总是显出那无休无止的愁云。他老是关心穷人,与大部分共产党领袖不一样,他曾有一个受尽苦难的童年,深深地刻痕在他心中。当母亲死后,那最小的弟弟只有六个月,就饿死了。多少年后,有关过去的童年,他是如此写的:

严冬来临时,其他人都穿褥衣和鞋子,弟弟和我赤足穿草鞋,衣服是由棕榈树叶做的蓑衣,像原始人……我十岁时,简直没有可赖以生活的物质。过新年时,富人家里放爆竹,我家中连一颗米都没有。所以我带二弟去讨饭,这是第一次这样干。

当他们回到家中时,彭已饿得昏了过去。处于自尊,他不愿次日再出去乞讨。如此,他七十多岁的祖母拉了他二个幼弟。其中一个只有三岁,由于缠足,拄了拐杖踉跄地出门而去,彭眼看他们逐渐消失在大雪之中。彭后来说,当时像有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头,随之他进入山区拾掇若干柴木,卖去换得一小包食盐。那天晚上他难以吃下他祖母讨饭带回的米饭,全家人都哭了。

彭十五岁那年,村庄有旱灾,造成许多人挨饿。他参与了强迫一地主粜米的行动,由于地主否认仓中有米,他爬上地主仓库掀去砖瓦,显示仓中有米存储。如此,当局贴告示要追捕他,他只能逃离家乡。他于一九一六年入了伍,在湘军中当了一名军官。有时被当地权要邀贵入宴,有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作陪寻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诉说她因为拒与军官共床而被鸨儿着实地打了一顿。他以后被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为穷人找一条出路”,就像他以后所做的那样。

过了一九二八年新年,彭秘密加入了中共。七月份他带领了八百个发动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叛变。党要他与毛接触,那时毛还在井冈山。待彭于十二月到达时,毛正打算离开这块基地。毛正需要有一个人能在他离后仍占有这个堡垒,这块基地就是毛的主要资产。

所以毛泽东迫不及待地要彭留在那里,并好好保卫它——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工作。毛离后,政府军即来清剿。彭的部队必须要扒开被积雪覆盖的羊肠小径,寸步渐进,攀爬悬崖而逃,这条路径平日只见野生动物来往。

从此时起,毛泽东一直视彭为己之下属,而彭也不持异议。但是上海并没有正式认可这样安排,因毛的委任权不能超越朱毛军队的范围。在一九三〇年初,莫斯科和上海统一调动全国红军准备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彭的军队以非常的速率增长,达到一万五千人——与毛部队人数相同——足可独立于毛。且彭属下士兵都是好样的,具有团结精神。一个党巡视员向上海报告,彭的军队具很高士气。部队服从命令,具很强纪律性及高度友爱精神,都是些勇敢的人……而且对彭德怀个人十分忠诚。在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一旦恢复,绝大部分人坚持要回到彭那里去……极少有开小差者。

毛泽东决意要控制彭和他的主攻部队,这是他为什么突然表示要攻南昌的热忱所在。假使他到了南昌,那就可避免南下到赣闽边界了。一旦在南昌,他与彭就近在咫尺,与他仅相隔数百米而已。毛的诡计是想并吞彭的部队,这是他能对彭和他的军队施加控制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向北出发,扬言向南昌进军,因为党曾下过这样命令。他在七月底到达南昌郊外,仅开数枪,随即令部队向长沙进军。彭在七月二十五日已占领该城。

长沙是红军占领的唯一一个省城,彭占了它十一天,宣布成立共产党政府。司令部设于美国圣经学校,名称是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李立三。他的成功对西方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华盛顿,从此时起,把中国共产党列为一需认真对待的军事力量。七月四日,彭向长沙进军途中,向湘江上美国军舰「关岛」号开火,一名美军水手死亡。八月六日,四个外国的战舰,特别是美国「伯乐」号掩护国民党军队,把彭德怀赶出了长沙。

彭在八月中旬出乎意料收到毛一封信说他准备来“帮助”他。毛在八月一九日同时写信给上海,说他已放弃攻击南昌,为了去解救被包围的彭。因彭当时处于严重麻烦——遭遇“可怕的伤亡”之中。彭却明白地告诉毛他并没有什么麻烦,故也不需要什么帮助,但这不足以打消毛的主意。他狡猾地辩解,告诉彭他要来帮他,此外他还准备去拿下一个在长沙以东约一百公里介于他们之间的永和小镇。

彭在八月二十三日在永和与毛会合,毛即宣布两军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由毛指挥一切(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屈居副司令。毛为了要蒙蔽上海和莫斯科,宣称两军合并是为了第二次攻击长沙——彭和朱德两人都是反对这动议的,尤其是朱德,说根本看不到有胜利的前景。因为前次对长沙的占领,基本是靠偷袭——出人不意,现在这个要素已不存在了。

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向上海保证把两个军团合并能很轻易“占领长沙……然后攻击武汉……可在全国范围促成全面性起义。”毛想燃起上海方面的幻想,提出占领武汉是瞬息可拿的事,有了它就可以成立红色政府:“是否请中央可以训示我们去拿下武汉,”他用了最最迎逢谄媚的方式,“接着是准备组织政府……”事实上,毛根本连想接近武汉任何地方的念头都没有。

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认为他能拿得下长沙。不过,他继续朝这条路上走。为的是铺填一条吸纳彭大将军的途径,所以仍命令长沙一定要拿下来。当然,其后果是“严重的人员伤亡”。莫斯科被告知,彭的损失要比毛的大得多,因毛已决定避免对长沙作真正的打击。据苏军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格里斯(Avgust Gailis)报告莫斯科:“毛仅在旁袖手旁观。”

这样度过了三星期后,毛撤消了对长沙的围攻,但坚持彭的部队要与他一起撤。这遭到彭部下的反对,甚至有的军官想拉部队离去(红军与中国其他军队一样,不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上级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无条件执行的,在这一点上大致相同)。毛不久便对他们发动一场血腥的清洗。

毛泽东同时又利用对长沙城被围新闻大出风头,在报纸上把自己晋升到最高职位,要更提升自己的形象。在八月二十三日当开始围城时,他宣称自己是全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有权指挥及领导一切红军和地方政权(政府和党的各分支),在报纸上作如此意思的宣告。

数个月以前,在六月二十五日那时,毛泽东已发出两个印刷品,释放出自己有这样的称号,似乎没有报纸曾登载过他的自封为王。但是毛把它当作通知粘贴于各处。上海的反应直到八月一日才来,宣布党最高职位是属于党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毛现在反复地自我任命,且索位比向更高之职,表示对上海中央的抗命。

然而,毛泽东并未因此受惩,那新的红色帝国、莫斯科有意在中国起用一个嗜权如命的代理人,而毛正是群雄中追权最为若饥若狂之人。九月二十日政治局开会时,毛已恢复了候补委员之职,如此铺填了他走向那即将迫临的红色中国最高职位之路。莫斯科拒把武汉作为选址,明示此国应建于有红军保卫、固若金汤之地——红色江西(此处之红色江西并不包括在江西东北部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

毛泽东对长沙第二次围城所引起的失败和严重人员伤亡这笔帐归咎于易于冲动用事的李立三身上。他以前曾对苏俄人讲,派遣部队来帮助中国红军、一起参与战斗,是“国际主义责任”。一年前苏俄侵入满洲时,他曾起劲地号召中国红军“武装保卫苏维埃”。现在他提出莫斯科应该回报中国。这激怒了斯大林,他怀疑李立三要想拖他下水与日本开战。李立三以前也曾招惹过斯大林,说被苏俄并吞的蒙古应该属于红色中国之一部分。共产国际于八月二十五日谴责李立三是属于“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到了十月份共产国际来了一封信,命他到莫斯科去。斯大林陷他为承担一切错误的替罪羔羊。在会议中李立三屡屡被点名站起来,要不断地谴责自己*。李立三的名字在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中是以三十年代早期红军遭受一切损失的肇端者身份出现的。而长沙围城可开列一张巨大的损失清单,事实上这完全是毛的责任,为他自己个人权力而招致的。

 

毛泽东对权力之追求也对自己家庭带来了悲剧。一九三零年时,他的前妻杨开慧和他们三个幼儿,最小的仅三岁。全家一直住在长沙城之郊区;在毛第一次对长沙围城时,他们度日如常。

*某一次某个中国人在莫斯科参与一个座谈会,席中有一人发言猛烈地谴责李立三。后来这个人去问发言者他是谁,使他惊奇的回答竟是“我是李立三”。李于一九三八年被捕入狱,关了将近两年。

毛泽东离开他们已足足三年了,当初离家时,表面上是去参加“秋收起义”

的,但事实上毛是为了猎取他的第一桶金---第一支武装力量,他离家后只不过四个月,就与其他人结婚了。

长沙当时虽由一凶暴的反共将军何键统治,倒一直容许杨开慧独处一隅,因她没有参与共产党活动。即使在彭德怀占领长沙后几乎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何仍没有对她采取报复行动。但当毛再次出现,并瞄准该城作第二次冗长的攻击后,这个国民党将军决定报复了。杨开慧和他的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那天是十月二十四日,正好是那孩子八岁生日。当局向杨开慧提供一椿交易,假如她能公开宣布与毛离婚并谴责他,她可以得到自由。然而她拒绝了这样做,是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个阴霾的早晨,她被处决了。次日,湖南《民国日报》的标题是如此报导她的处决“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无疑表明对毛的厌恶甚于杨开慧。

杨开慧被带到军事法庭时穿一件深青色长旗袍,并没有显示惧怕。那里办公室桌子上放一支毛笔和一瓶红墨水,并有一押签,上写有她的名字。稍作问话后,法官拿起毛笔蘸着红墨水在押签上画了勾,然后掷地。这是批准死刑的传统方式。在此,两个行刑者剥下她的旗袍作为外快收入,外加在衣袋中有二块半钱币包在一块手绢内。

她是如此走向死亡,在一个冬日,仅穿一件单薄的短衫年仅二十七岁,被带经过街道走向刑场。她上身被绳索五花缚住,这是死犯被处决时的例行手续,一个官员叫了一辆人力车让她坐,而士兵们沿车两旁作小步跑。行刑场设在城门外选址于许多被处决后无人收尸的坟堆坊。开枪后,几个行刑队员把她的鞋脱下使劲尽可能向远方掷去。传说:如不如此,行刑者会被死者灵魂跟踪到家而经常显魂。

刽子手们回到营房正在大啖午餐时,被人告知杨开慧并没有死。他们中七个人再回到刑场结果了她生命。可以见到她曾处在极大痛苦中把手指戳入坚硬的土中。

她尸体欧亲戚带往故乡,在家中地下埋葬。毛岸英被释放,在一九三一年初,毛的弟弟毛泽民安排三个孩子到上海去,在那里进入一个中共办的地下幼儿园。

当毛泽东知道杨开慧死后,他写下了看来是可算得真正的痛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以后经常提到她。特别在晚年时,认为是他生命中的瑰宝。但他所永远未能知道的是杨开慧虽确爱他,但她已经拒纳他的意识形态和他对杀戮的迷恋。

 

在毛泽东遗弃她与她死前的那些日子里,杨开慧以强烈的感情写下了八篇思想片段,反映出她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和有关她和毛爱情的事。有宽恕,也有责备,都藏之于屋内。七篇小文在一九八二年此屋装修时于墙的泥砖缝中发现。第八篇于一九九零年她卧室装修时,在室外一屋檐下发现。她用蜡纸把小文包起来防潮,毛始终未曾看到,很多内容至今保密——其机密程度甚至连毛家成员也被禁读那些最有争议或挖苦性的段落。

这些文字显示出杨开慧的被遗弃之痛,和毛对她以及三个儿子的残酷无情,使她沮丧和悲痛——或许更应受谴责的是她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

最早写的一篇诗“思想”,日期是一九二八年十月。毛离了已一年,只来过一封信,信中提到足部有些小毛病。到了六月,她认作“表兄”的一个中共巡视员要出发去毛的地方。她请他带一罐辣椒豆豉,是毛最爱吃的,但是带去后没有回音。在一个冬日,杨开慧是如此想念着毛:

     那沮丧的日子,自一阵北风吹的日子开始,

     强烈的寒气透进了骨和肉。

     思念这远方之人,

     突来的波涛把平静搅了,

     足病是否痊了?

     冬衣是否备了?

     当独眠时谁会关心你?

     你的寂寥是否与我的愁云一样?

     没有收到你的来信,

     我问,可是没有回应。

     我多么希望长有双翼,

     飞来看此人。

     得不到见他,

     忧伤,没有尽头啊……

下一首是于一九二九年三月给表弟的,注明“没有发出”,谈及他的孤寂,需要帮助。

「我蜷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啊!」我好象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杨开慧开始担心孩子们了,明确地感到她是不能够指望于毛的。为此她写信给她的表弟:「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大概是指毛的弟弟毛泽民)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我总觉得我的头颈上,好像自死神那里下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湖南《民国日报》(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报导朱德之妻被砍头,并将首级在长沙街头示众之消息,另有两则报导人们欣喜见到被断离之首的小文后,杨开慧有不祥之预兆。就在次月她写下了她想要向一报纸投稿,但后未曾寄出的感想,题首为“关于欣喜人头的忧思”:「我想朱德的妻子十分有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原文字迹不清),或许是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的处决或许是未可厚非。(下面有字被划去)而她的被杀并非由自己的罪孽所致。这些喜见人头并作悦目者也不是因为她自身有应得之罪。由此我记起在满清早期有因一人犯罪而株连九族的故事。那么我的意见是那些杀手是被驱使去杀人的,竟然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有那么多人兴高采烈地乐于见此。因我们可见到有代表他们情绪的欢呼文章登载于各报刊上,所以我的看法是实际只有小部分人在残暴杀人,而在此竟变得普遍在杀人了。所以我已认清了我们目前这个时期的精神面貌。

然而我现在处于毫无防卫之境,我怕我会遭杀,对杀戮已是如此的恐惧。我是跟不上目前这个潮流,我不能去看那颗头颅,我心中满怀苦难之感。我想今日之人类,中国人当然也是人类的一部分,是早应有足够的开化度去废除大部分死刑了!我不希望亲眼目睹为一人之遇而株连九族(杀朱德妻子,虽不完全属株九族,但基本上属这一类)……更不愿看到把人头作为一件为了众多人需要而制作的工艺品。」

废除死刑及酷刑在本世纪的早期已是一十分时行的目标。一九二三年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特许状也是包含在这众多目标中之一。

杨开慧当然会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毛本人的许许多多屠杀行为。他和他的部队经常被称为“土匪”,杀人、放火、绑架*、掠夺、无所不为。报纸也曾报导过毛已被逐离井冈山中那块匪区,遭到三面围困,因此朱毛无论如何将没有生存之机了。

杨开慧仍爱着毛,而现要他放弃过去所做的事而归来,乃最中之最。下面是她写的一首八行诗,简直在哀求毛的归来。信中注明是给表弟,请他转交的,但未发出。

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    寄一弟,没有发出

      你现在是(原文不清)热爱的情人,

      你许给他归来、归来,

      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约指杨开慧之母)

      归来哟,归来哟!

*毛泽东部队绑架的众人中有一个美国天主教神父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红军开价赎金二万美元。杨后来逃离,但伴随他的中国人质和其他囚虏都被杀害。

伤心的别离,它的结晶品,凄凉、寂寞,已渐长渐大了! 

希望你呵,带一点消息回来!

      这一颗心(原文不清)比火焚多少?

      归来哟,归来哟!

接着不久,表弟来一封信,说毛准备去上海(党命他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到达)。这意味着她可以见到他了,欣喜若狂。她再写一封给表弟。开头是:“给表弟”,接着:“收到你信,我是多么快乐,多少可以放松一下了!”她梦想着:「如果经济情况许可,我必须离开此地去求学数年……我要离开此地,去找一个工作……我真是处于极度迫切需要读书求学……否则,我只能感到空虚之痛苦,感到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

    那封像遗嘱的一封信,我没有寄出。如果你能回来一次。这是我唯一能希望的。」

她有各种想法都归到毛身上,就是他有可能不去上海了,是否他在关心他的安全:他有可能不能够去上海了吧?我现在宁可他不去了。我现在又为他而担心了。噢,天啊!我将在此打住……

    她开始给毛写信,但又改变了主意。开头是“给我所爱的——未曾寄出”,替代写信的是写了她生活的故事,这是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完成的。很明显这是告诉毛关于她本人,她的思想和感情的一个方式。这个似回忆录记录了两件事:她是如何热诚地爱着他;另方面,她是如何几乎不能忍受暴力和残忍的性格。这第二主题似乎占据了她头脑中的绝大地位,因为在开始及结束时都在叙述这个题材。

   她回忆起在六岁时童年起,她已开始从一个伤感的心情看这个世界:

「我生下来就特别虚弱,每当我开始要哭泣时,会昏过去……那时候我总是同情牲畜类——每当晚上上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许多小孩都是一样,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鼠玩,蜻蜓玩,完全把它们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来待遇。

    不是舍不得我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那我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我真正需要有一颗忠诚之心!

我同情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我恨那些穿戴豪华的人们,他们只想到自己的欢乐。夏天,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看起来就像那些来自下层的人一样,穿着宽松的大布衣。」

    她写下了如何与毛泽东相爱,如何全心全意地爱他,如何知道他爱情上的不忠和如何宽恕了他(见第三章)。到结束时,她表示想与他,以及他所介绍的思想意识割裂:「现在我的倾向已移向一新时期。我要寻求知识来获得滋养。让我枯干的生活得到水分及营养补充……或许某一天我会大声喊出我过去的许多观念是错的。」

    她的回忆录这样结语:「唉!杀、杀、杀!耳边只听到这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啊?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

    杨开慧是为了对被剥夺者的同情而被吸引到共产主义的信仰。她现在大声疾呼要一个信仰的说法没有说错,原因是她失去了她曾对之有过的共产主义信仰。她并不责备毛,他仍是她深深爱的人。但是她是在让他知道她对杀戮是一种怎么样强烈的感受。杀戮这种事是她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痛恨的。

    她写下这篇完全是为毛泽东写的片段,渴望她能去上海看他。但随着时间消逝,事情变得明朗,她见不到他了。事情说得确切点,毛是故意回避去大城市。杨开慧把她写的所有东西,共十二页,置藏于墙内的砖缝之中。

    下面一篇是她在沮丧失望的心情下,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最后一次感想。这个日子,是中国旧历新年的前两天,传统上是家庭团聚的时候。四页之长的文字描绘出她在毛离开后二年半来她的历程。她回忆自他开始离她后这些日子里她的各种各样思想感情*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几个孩子,怎能……

     第五十天上午收到很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下面这些文字是作者(张戎和乔)看过杨开慧遗稿后追记的,所以可能有不确切处。凡记忆不起或不清的用省略号(如……)标出,某些标点是为了清晰而加的。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了下来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属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日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力一把力,只要每月能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 ,我真要哭了

    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写毕这些揪人心弦的文字后,她那表弟被捕并被处决,就葬在她家屋后。

数月后,她自己也死了。毛在围攻长沙时,没有作任何努力要她和三个孩子逃离,甚至连提醒都没有。他可以很轻易地让她逃过此劫:她的房子就在进长沙城的路上,而毛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他竟没有举一指之老。

     

 

 

 

 

 

 

 

 

 

八、毛主席:「血染的顶子」19291931年,3537岁)

 

自一九二九年初毛泽东离开井冈山一年后,他已攫取了两支红军队伍的完全控制,那就是朱毛和彭德怀的两支部队。另附加一个在福建的根据地。在这基础上,他趁势把另一个介于福建和湖南之间江西省的根据地进入了视野。

    江西的红军*在一位富有领袖魅力、并相对温和的李文林领导下,已经割据了若干相当稳固的小区。毛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首次突访他们时,受到他们尽地主之宜样的热情接待。他们逗留时间很短,因为国民党军队随即尾随而来。但是毛并不因此而延宕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司,并把他的幼弟毛泽潭在他离开后留下,任命为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任命都没有经过在上海中央的授权,引起当地领导很是不快。但他们并没有抵制,因毛得转移。

    毛泽东希望他弟弟能为他抓权,但毛泽潭缺乏他哥哥那样由于渴望权力而作出损人排他行为的习性。一位巡视员形容毛泽潭的工作“像得了疟疾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有些孩子气。并不敢做出果断的决定。”所以在三个月后,毛派出一湖南老乡刘士奇去江西,作为毛泽潭的上司。

    刘不仅替代毛泽潭的职位,且夺走他的女友,并与她结了婚。这位有争议的女士不是别人,就是毛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因此刘成了毛的连襟。刘很像毛,脾气坏,动辄出口恶言;对待他周围同志也是“为了目的不顾侵入权益,而鲜有谨慎之虑。”以后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毛再次莅临红色江西,企图牢固及保持控制这块地盘时,刘用强硬手腕进入几个领导职位。

毛泽东回江西来因为他现在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可对原红色政权来夺权了。*不包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但是,他使用一个诡计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宣称要在陂头这地方召开一个隆重  的“联席会议”,称之包括了在江西所有的红军代表。然后在临近开会前,毛耍弄了时间表。原宣布会议在二月十日召开,他突然提前到六日召开,所以到了十日那天,当主要的代表包括许多原本一直抵制刘夺权行为的地方代表到达陂头时,会议已开过了。陂头的“联席会议”只不过像是在两个连襟之间的家庭事物,勾结一起正当地让毛成为红色江西的太上皇(总前委书记)的正式任命,而刘是代表他在江西的头子(赣西南特委书记)。而该地原领袖李文林被降级使用,任命他为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

    江西大部分红军干部都反对这些决议,而毛泽东就凭借恐怖行动来使它们闭嘴。在陂头他下令对四个有名的本地共产党员公开处决,罪名是“反革命分子”。这四人是被毛谋害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的名字至今未能查知。

    毛泽东和他连襟常用枪毙来恐吓那些潜在性的不服从者。一个党巡视员报告说刘经常滥出狂言……口头挂着“我要枪毙你”之类的话。对被害者判死罪惯用的控词是在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一流行词——反动富农,毛扬言在“江西的党组织每层次里都有不少地主分子和反动富农”,因为江西的红军领袖有不少都来自富裕家庭。事实上,毛本人也属于富农家庭。

中国共产党以前曾有相互杀来杀去的事。但迄此止(毛之前)大部分杀戮看起来是为了宗派原因或个人夙怨*,虽都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但毛的杀人是为了达到他越来越大的野心,在这方面毛是始作俑者。

 

*在井冈山宁冈县首任共产党县长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被他自己的党内同志所杀,他是在他前任国民党县长于一个集会上被枪矛刺死后就任的。这位县长在毛离开井冈山前让他负责该县的,与毛离开九个月后被党内对手的血仇而被杀。被杀前,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也是一个党员)被指控为一敌特,已先受酷刑而被杀。接着,他也受同样指控而被杀。

当毛泽东强行打入江西省时,尽一切努力不去惊动上海,因为中央并没有给过他任命去管辖江西红军。相反,中央认江西红军是独立的一支部队,地位是与朱毛军队平级的,并已派出一个叫蔡申熙的为军长。

    蔡到江西后,毛不让他去就职,而改派他的连襟去领导这支部队。毛所以能对上海方面隐瞒实情。因为那时没有电话、收音机、或电报。唯一的联系方法是通过信使,从上海到江西根据地要花数个星期。想必毛能十分肯定,如把信使扣留起来,那么他的夺权行为就能隐瞒起来。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他和刘俩人一定谋害了那不合作的党巡视员江汉波,随之以江的名义写假报告给中央给上海。

    毛泽东要造成既成事实,以前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定期写像奴仆对主人般谄媚的信给上海。现在他完全停止了写信,而且对一次一次地召他去上海置之不理。为了使上海不再找他麻烦,以致使他竟散播他自己已病故的传闻。由于他以“匪首”而闻名,在国民党报刊上铺天盖地以重大新闻来报导,传播一个谣言是一个最简易的方法,使他看来似乎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了。

这个诡计暂时得以奏效,在三月二十日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杂志“国际通讯杂志”发表了周围镶着黑框的讣闻:“从中国来的消息,毛泽东同志……红军创始人因长期肺部疾患已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出两周上海发现毛泽东还活着,而且还是鲜龙活跳的。正更进一步对江西红军抢夺控制权。在四月三日,上海发布了一则,有针对性的文件给所有的红军传阅,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服从的上级——除了上海中央外,别无其他组织。此传阅文件是针对毛而发的(但未点名),批评他未经授权而接管江西红军。

    当上海发出的文件到达江西时,当地红军都起来反对毛泽东。五月份,在某些地区干部鼓动农民起来反对毛、刘体制。在毛到江西之前,当地红军很注意福利和生产等问题,曾设立农具制造厂和家庭器皿厂。毛和刘一致谴责这是“建设主义”者的规划。刘写道:“为了斗争需要,把生产消减下来是不可或缺的。”剥夺提高生产,并用税收来榨干生产者(刘说他们是雀跃而来交税),使农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区起来造反,提出的口号如“给我们平静的生活和安稳的工作!”刘严厉而残酷地镇压造反,他下令:“不管是谁,只要落入行迹可疑或行为不端立即逮捕”,“对亲戚朋友不应有任何温情。任何人到你家中或任何地方,只要他们有出轨行为……你必须向当局报告……如此才能逮捕和惩罚他们……”

    刘宣称造反行动是党内一小组织AB团领导的,AB是英文的缩写,A代表“反对”,B代表“布尔什维克”,这原是国民党中一已不存在的团体,现在刘把它复活借用过来伪加在本地的持不同意见者身上加以惩罚。短短一个月之内,数以千计的农民和共产党员被杀害。

    正在这当口,对江西红军呈现了一个机会。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三年八月起,率领他的部队在数百公里之外的长沙附近的地方,正觊觎抢夺彭德怀部队的控制权。江西在老领导李立林主持下,抓住机会召开一个会议解除了刘的职务。激怒而暴烈的群众喧嚷高呼口号,一致反对刘士奇——并通过他指向毛——他所想的唯有权力。刘以后向上海中央承认“已成为军阀”,已“置党于极端危险境地”。刘被指控“残杀自己同志太多”,并“制造巨大红色恐怖”。

    江西的党向上海呼吁要把刘清除出党。但是由于缺乏嗜杀的本能。他们竟容让他到上海去。以后派他到另一个红军根据地去任职。那里是张国焘领导的,两蛇相遇,刘碰上了对手。张与毛一样,是嗜权杀手,在以后他进行屠杀时,刘也被杀。他的妻子,是毛的小姨子贺怡,即回到了毛的弟弟毛泽潭那里去了。

    自刘被赶出江西后,毛在那里缺少了代理人。自他在长沙第二次围城中受到一定挫折后,就回到江西要重新保持控制权——然后再进行报复。在十月十四日的去江西途中,他向上海发出了谴责江西红军的声音:“在那里的整个党都在反动富农控制之下……到处充满了AB团……对领导层中的富农和AB团根本没有彻底的清洗……如此以往,是无法挽救党的危机……”

正在此时,毛泽东得知莫斯科已内定他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的首脑。既然已经得宠,他就可以凶猛地去追求权力。现在他有了莫斯科的保护伞,就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要去除一切曾反对过他的人。在过程进行中实施了如此恐怖手段,以致以后决没有人敢于违背他。上海已落到没有可以限制他权力的地步。在十一月中旬,于领导层中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叫王明发动的,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成为毛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

 

    在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开始了报复性屠杀。他下令一切部队在中心区集合,在那里难以逃脱现场。他当场宣布要揭发在彭德怀分队中有AB团联盟——事实上涉案的人就是曾经拒绝被毛兼并的那些人。随即开始了逮捕与枪决。一个被询问当时情景者在他手抄回忆录中陈述,曾有一个设想要领导大家离开毛集团的军官遭到了严刑,他背上的伤痕像鱼鳞似的一片一片。

在朱毛部队中(归自己领导的),毛也有一笔帐要算,因为上一年在选举领袖中要他出局的不少人在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红军军官对毛持保留态度,有一个叫刘敌的军官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写信给上海表明态度:“我永远不会信任毛。”在一个战役结束后,“我遇到在各个单位的军官……他们都感到不自在,看起来沮丧。他们都说他们还不知道在共产党里工作要学会拍马术,而真不值得这样去做。我本人也有同感,考虑到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日益败坏……”毛被指控为“罗织罪名、迫害同志,是罪恶计划的策划者。”而他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上海也承认这个指控。

    为了实行清洗,毛泽东利用一亲信叫李韶九的,被他的同事认为是最邪恶和卑鄙的人。一个党巡视员这样写道:“李为大部分部队所厌恶,在征战出发前他训话最勇敢,说得天花乱坠,但在作战时最胆怯怕死。”在他底下工作的人员都一直在要求党组织“解除他职务并惩罚他。”

    李先从逮捕少部分人开始进行,然后用酷刑逼他们招供其他人。如此逮捕更多人和更多的酷刑,就有更多毛的敌人可被挖出。根据一个高级军官说:“李和他手下只要宣布‘你们之中有AB团份子’,要他们提供名字……无需任何一点证据;这些人……会受到酷刑,要迫使他们承认是AB团份子,同时要提供十几个人的名字。如此又有许多人被捕、施酷刑,而他们再招出更多名字……”

    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日亲自写信给上海说在一个月时间内“在红军中有四千四百多的AB团份子被揭发出来”。大部分人予以处死——所有人都受了刑。毛是坦认的。但他辩解假使这些人经不住苦痛而屈打成招,那本身就是犯罪。“忠诚的革命者,怎么可能会因屈打而去诬告其他同志呢?”他反问中央。

    一旦他把军队紧紧地握在手时,便把注意力转向江西的党组织。于十二月三日他发给李韶九一张在福建富田镇他认为是敌人的名单。在那里江西的众领导都住在那里。毛谴责他们在八月份召开的会议为“反毛泽东”而把他的亲信刘士奇作为AB团份子而逐出江西。他下令:“应把他们全部拿下。”“任何地方不捕不杀,那个地方的党员和政府一定是AB团份子,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捉起来并加以讯问(意味着酷刑或肉体消灭。)”

    李于十二月七日到达富田,按照毛给的名单逮人,并彻夜地拷打施刑。一个办法是“打地雷公”,用竹签插入指甲缝里去,造成钻心剧痛。另一个办法是用烧红的香火烧烫对象。对当地领导的妻子更采取恶毒的手段,把她们脱光,“然后用烧红线香(灯心)烫身体,特别是阴道,并用小刀割乳。”这是根据一个因抗议而受害者事后的叙述。

    暴行导致了军事政变,这是第一次对毛泽东的公然挑战,是由前曾提及的高级军官刘敌所领导,他来自湖南,认识毛已有数年。毛看他是同乡,很早就把他列为自己的一方要他帮忙控制江西部队。李在十二月九日召刘来,首先宣布他已确定为AB团,然后答应只要他能合作,答应他可以升官。

对毛泽东的反叛打响后,刘敌写信给上海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他亲眼见到一边是在饭桌上,听着围着他的一簇群小发出谄媚的嚷嚷,大啖其酒肉和火腿,以愉快而高昂的情态吩咐如何贯彻行刑;另一边是痛苦的受刑者躺在他们的脚下。李将刘拉到一旁,无意中透露了真情“这整个事件,关键不在AB团,一切都是政治原因。”刘给中共的信写到:“我得出确凿的结论,这一切与AB团无关。一定是毛泽东对根据地玩弄的诡计,差遣李韶九这走狗到这里来屠杀江西的同志。”

    刘决意要阻止毛这个行动,但他必须用计。“假使我真正以一个纯正共产党员身份去应对他们,那只有等候死神来临。我只能把诚笃与正直隐藏……特操着家乡长沙口音(表明不是江西身份),对李说‘我是阁下的老部下……我一定尽力服从你的政治指示’。”更誓称一定与毛联盟。刘写道:“在我如此表态后他的态度呈直线倾泻……他们要我在旁边一小房间耽着……”他晚上就睡在那里。隔墙有受刑同志的尖叫省传来,刘遂决意设法筹划他的下一步棋。

    次日早晨,刘敌进一步对李曲意奉承,设法得到自由。李要他即刻回团部去消灭那里一切AB团。当刘回到团部对同志们直说了他的所见和所闻,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在十二日早晨,他集合手下的人攻下了富田监狱,释放了所有受害人。由于没嗜血杀人的本性,他没有追捕毛所有的亲信,包括李韶九,让他们得以从容逃走。李以后因另一复仇事而被杀。

   就在当天夜里,富田到处贴出“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次日早晨有反毛的集会举行。到了下午有不少江西人离开该镇,其中包括党组织,退到六十里公里以外的赣江以东,逃离毛的掌心,并散发描绘毛为人的传单:

    “他是个特别狡猾、诡谲、满脑充塞狂妄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人。他任意对待自己同志,动辙恫吓他们有罪,施以迫害。”他极少与众人讨论党的事……当他表达某个观点时,每个人必须同意,否则会有党组织名义对你压制,或者挖空心思捏造几个大帽子来使你生活于极端恐怖之中……毛经常用政治路线来指控、打击同志,对待同志惯用的手法是……当个人工具来利用,总结起来……非但不是一革命领袖,更不是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说,毛的目标是“当党的皇帝”。

    这当口忽来了一个由上海派出的巡视员,要他们停止公开谴责毛。根据是他已其“国际声誉”。他们立即服从命令,把自己命运交付给上海中央,转对自己的部队说:“我们必须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的罪恶计划,和对江西党组织的诬陷和滥杀。”

    他们遂派所有受过毛手下人酷刑的人去上海汇报,这些受害者向上海领导露出难以驳斥的证据——遍体鳞伤。他们更进一步报告中央:“毛是如何不执行上级领导层发来的多次指示。他经常无视于中央派来的同志,而以精心制造出一些问题来为难他们……”中央曾多次下文要想调动毛泽东工作,但他只是对这些信件置若罔闻。

    但从莫斯科派来的代表和上海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都支持毛,他们虽然都知道对毛的指控都是真的,而且是第一手看到许多酷刑的遗痕。周恩来告诉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瑞尔斯基(Pole Rylsky 波兰人)说逮捕到讯党员的事确是事实。但在斯大林的哲学观中,能清洗别人者往往是胜利者,而莫斯科正是翘首渴望有这种强人出现。江西红军尽管确是忠于党,却被贴上“反革命份子”标签,要他们臣服于毛,否则会面临无情的军事镇压,那就是消灭你的肉体。莫斯科说毛是“基本上正确的”,并特别强调必须对革命敌人的残酷路线斗争进行到底。这对毛而言,是他的第二个里程碑;他谋害自己党内成员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对他们的党,他绝对没有做错什么。当毛完全彻底践踏党纪时,他们却从没有杀掉或伤害过一个共产党员。

    上海甚至把受害者反对毛的,要求救援的材料交给毛——这是对毛的一个信号,即他可以有充分自由采取任他意愿的任何措施去惩罚他们。在这些动人心弦,血泪凝成的报告上,可见到用长而细小笔迹写在会议记录上的附言:“翻译后(翻成俄文)呈莫斯科或退回毛。”或者仅写:“退毛”。这字迹来自组织部的头子康生。他是个瘦削面容、细长身材、留有小须子、带金丝边眼镜的一个人,对中国艺术和色情文学都具有不俗之鉴赏水平;而且对人应施以多少酷刑或折磨之苦,同样具有估量其程度的锐利眼光,所以作为毛迫害诡计的设计参与者,以后落得个并不好听的声誉。

    有了上海的激唆,毛对刘敌和他仗义的叛友经审讯而枪决。执行前并游街,阻吓当地居民。根据地所有代表都到刑场看执行,作为一次教育。

    江西红军遭大破坏,正如以后秘密报告所透露的:“为了杀AB团,一切工作都停顿了。”每人都生活于恐惧之中……最高潮之时,两人在一起谈话就会疑及是AB团份子……谁只要不热衷于打AB团,就会被认为是AB团……到处可听到受酷刑时的惨叫:“酷刑有太多的名堂……有许多希奇古怪的名字,诸如……‘坐安乐椅’、‘蛤蟆喝水’、‘猴子牵缰’。有的用一根烧红的枪杆插入肛门……单单在胜利县一地,就有一百二十种不同刑罚。”有一种刑法叫“仙人弹琴”,是用铁丝从阴茎穿入再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弦一样。杀人的办法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总共有数万人死于江西。单在军队中就有一万人——占那时候全部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由后来的秘密报告所透露。这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个很重要的历史片段,许多方面是毛主义形成的初期阶段,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揭示。因这都有关到毛在这次清洗运动中的责任和动机,和他极残忍的本性,至今犹是一个禁区。

在相邻的福建省,本地红军也起来反对毛,当他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带部队出征江西时,在选举中把毛的追随者选了下去。现在已有数千人被处决。这些数字刚得之于那些已公布的死者名字以及以后官方所明示的六千五百二十五人。在一个乡中,受害者在受刑前被拖曳经过街道时,把他们的睾丸用生锈的钢丝穿过。有一个被吓坏并彻底醒悟过来的福建省委书记,找一个叫他到香港去买药这个绝好机会逃走了,这是众多高级党员中唯一逃出来的人。另外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信的干儿子郭炳生。

 

江西在反毛的军事活动后不久,当地党组织呼吁要支持朱和彭。他们为自己找理由:“我们的党是不是永远会如此黑暗,不会有光明了吗?”因这个人对毛并不示好,朱德曾在一个晚上吃了很多米酒,对一个老友评论毛:“许多老同志……已在清洗中杀害了。这屠杀的背后是谁你是知道的。”这位朋友明白他是指毛,所以在回忆录中如此说。然后他引用了朱德的话:“富田事变也完全是毛要杀AB团引起的,这么多同志被杀了……”,朱“看上去十分忧伤”。虽然他和彭对毛亦步亦趋,但上海与莫斯科都支持毛,谁要站在江西红军一边,即意味着把自己与党割裂。毛已经做好了罗织朱彭罪名,做好了基础准备。毛一直在清洗朱德的部下,朱五个副官已有两个被枪决。对毛而言,要迫使几个受刑者对朱、彭进行控告并不是难事。已有信息到达苏联军事情报局在中国的首脑,说彭可能与AB团有染。

    毛泽东不但要把高级军官拖下水,而且要构成这些同志的手上也沾满鲜血。他一定要把朱德的大名,列于判决刘敌死刑的审判人员名单中。

朱和彭所以没有起来反对毛是另有原因。此时正逢蒋介石刚刚赢得对自己党内对手战事胜利而正在发动一场对中共的围剿,时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朱和彭都很珍爱红军,担心一旦分裂会毁掉红军。他们的态度与毛完全不同。毛在此时和随后在一九三一年的进攻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清洗;但委员长略作放松时,毛却加紧他那两败俱伤的内斗性杀戮——尽管这些被杀害的人是一直与蒋在前线进行战斗的人。

 

    毛泽东对蒋采取的残忍政策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那就是“诱敌深入,待其惫而歼之”。毛认为国民党对当地地形不熟,这必定对红军有利。在那里可通行的道路很少,而国民党部队的供应必须依仗于当地,由于红军可以控制当地人口,所以可剥夺敌人食物和水的来源。毛的计划是强迫全体居民把自己的食品和家用所有物都埋藏于地下,用石块封闭每一水井,然后藏身于山里,让国民党军队得不到水或食物,得不到劳动力和向导,这称为“坚壁清野”。这种策略把整个根据地变成战场,对根据地全体人民造成巨大苦难,这些都是毛所强加于人的损人措施。

    虽红军领袖中仅少数人同意毛的策略,但毛却行之有效。一国民党指挥官以后到处表示痛虑:“我们见不到一个人,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我们得不到任何军事情报。”蒋介石在他日记中记载:“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谙与协从之民众,避实击虚,随所欲为。”

    但是,红军的胜利并不是靠毛的残忍策略,真正的决定因素是苏俄的鼎力相助,虽然详情仍不为外人详知。莫斯科在本土建立一个高级军事顾问团研究策略;另在上海又设立一军事委员会,由苏联人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人组成。主要消息来源出自苏联军事情报局(GRU),它在中国有巨大的网络,拥有一百人以上的潜伏特务,许多中国隐蔽的特务份子都是与红军接近的国民党官员(公开的身份),他们的任务是向中共提供讯息。一九三零年莫斯科曾派遣一有名特务、德国混血儿左尔格(Richard Sorge*到上海来主持这行动。他主要策略是打入蒋南昌行营中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情报中枢中去。对其中一个主要顾问斯  *左尔格后来成为名扬天下的间谍,由于他在一九四一年供给斯大林重要情报:当希特勒侵略欧洲苏联后,日本不会乘机进攻远东苏维埃。左尔格有一助手是女性,叫张文秋,她的女儿后来与毛的儿子结婚。她是由美国籍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介绍给左尔格的。左尔格后来死于日本人的绞刑架下。

多兹勒(Erich Stolgner)那满腹牢骚的太太做了工作,由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在战场上司令部与部属的通讯。这些情报再由俄国人传递给毛,给了他不可估计的好处。中共自己也有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中潜伏人员。 一个叫钱壮飞的人为国民党情报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毛的成功事业中起了关键性角色。

这些情报网络把蒋部队活动的确切情报供送了毛。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围剿已进行了两个星期,毛动用了四万人及老百姓埋伏于丛林中对付九千人的国民党部队。前一天,毛已确知那些部队会来,而且是什么时候来。毛于清晨就登在一个远离的山头,当时蒙蒙雾色及湿气笼罩峦峦群山,从层叠枫叶的缝隙之间遥观远方行动。枫叶静静地反射出之晨光呈血红红光,洒落到布满落霜的坚硬土地上。正如毛词所形容的「雾满龙岗千嶂暗」,「万木霜天红烂漫」。到了下午阳光普照,山下传来宣告胜利的振奋呼声。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无奈地举手投降,他们的司令官也被俘。这位将军叫张辉瓒,在一个群众大会上示众,毛在会上讲了话;会上群众在引导下高呼“杀他的头,吃他的肉。”随之他的头被砍下来,缚于一扇门板,在河中漂流直下,插了一面小白旗,写着是给他上司的一个“礼物”。

    这次埋伏结束了蒋发动的第一次围剿,红军从中得到双丰收,除获取大量武器及俘虏外,又得了发报机和发报员。毛的威望得到提升,很少有人对苏俄情报所起的关键作用有所闻知,更不知他们给了美金、药品和武器。毛甚至要求得到毒瓦斯。

    国民党于次年四月,又重新开始第二次围剿。他们再一次受到“诱敌深入”策略的挫折,莫斯科再一次提供关键性援助和情报。这一次有得自香港的高功能收发报机和来自苏联训练的发报员,使在战事中使毛能截获敌人的通讯。

    到七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三十万加强装备的部队作第三次围剿,并对策略作了改进,对毛再想靠谍报获取好处,以埋伏取胜的故伎重演已是力不从心了。对毛更不利的是,蒋的军力在这次战役中为毛的十倍,对红军所谓“诱入”之地可以占领并留驻下来(步步为营)。红军发现自己已不能回到原地了。在两个月内红军根据地面积已减少到数十平方公里。毛现面临崩溃的边缘。

但蒋并未进一步进逼,毛泽东得以解救了——救主是法西斯日本,那看起来是最不大可能来帮中共的一个角色。

 

    一九三一年日本进一步对中国东北满洲的侵占,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面临从另一个方面来的威胁,蒋拟订了“先安内”政策——在处理日本问题前先解决红军,但是东京却破坏了他的时间表。是年九月十八日,蒋由南京乘船到江西准备强烈推动对已日益萎缩的毛根据地的军事策进。正是这天之夜,日本侵入了满洲,就这入侵本义而言,无异是太平洋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端。满洲的国民党军总司令,以少帅著称的张学良,却没有抵御。六十年以后,他亲自告诉了我们的缘故:抵抗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取胜,我们只能打一场游击战,或者混战一场……中国军队的素质与日本军队没法儿比……日本军队的确优秀……‘不抵抗’……是唯一的可行政策。”*

    九月十九日,蒋到达江西的次日,日本已经占领了满洲的首府沈阳和其他大城市,他必须于二十日赶回南京去处理这危机。他没有对日宣战,理由与少    *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出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

帅相同,抵抗是不会奏效的,由于日本有压倒的军事优势。蒋的策略是利用中国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惊涛险峻的地理形势去赢得时间,他十分明白日本事实上是不可能军事占领和屯兵全中国的。至于目前只能寻求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的介入和调停。另一方面,他的长远计划是使国军现代化,加强经济建设,与日本人周旋于战场,直至有一天当胜利机遇来临之时。

    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国内能够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南京立即做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提议成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共对联合阵线嗤之以鼻,认为这提议荒谬之至。中共的态度是明确的,主要之敌是国民党,不是日本。他们的口号也是有针对性,明白地指令:“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轻描淡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是一条紧跟莫斯科路线,因为日本侵略满洲是要进攻苏联的前奏。

    历史自此以后便完全改写,这个泱泱大地上的人们都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国,更热衷于抗日,而首先提出联合阵线的是中共中央。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当蒋提出联合阵线概念时,撤走了在江西战区的部队。这马上让红军得益。它恢复了失去的土地并扩大及建立了他们的政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国革命十四周年时,这个共产党政权宣告成立。虽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即使资助者苏联也没有承认,这是唯一一个共产主义阵营之外的共产体制政权。当时只有苏联和蒙古两国在此阵营内。

    这个国家是由分散于国家中心地带几个区域所组成的,如江西、福建、湖南、河北、河南、安徽和浙江。发展最高峰时,总领土覆盖面积有十五——十六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越一千万*。当它建立时,“中央根据地”是一块被国民党军所包围的最大一块地区,它包括了红色江西和红色福建,有五万平方公里领土,三百五十万人口,毛就在那里办公。莫斯科在一年前就为它指定了这块地来作为红色政府的所在地,并把瑞金县作为它首府。

    莫斯科还任命毛泽东为这个政权的首脑。用一个非中国化的名称,命名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也是“总理”,是一个行政机构称为人民委员会的首脑。在宣布黄袍加身的当晚,有一位故友来访,他就是亲身备受过严刑拷打,是毛最痛恨的前江西红区头头李立林从此后他就向毛汇报每一个细节的李立林,他现为祝贺而来。他脱口叫出“毛主席”,“你学习得真快,”毛答道:“你是第一人。”这个酷刑受害者口中第一个叫出的称号,以后属于世界性辞禀里的一个组件——毛主席。

  

  

   

   

     

 

 

 

 

 

 

*红区的党员从一九二六年的一万八千,到一九三一年增至十二万。

九、第一个红色中国19311934年,3740岁)

 

瑞金,第一个红色中国的首都,位于江西东南一块发源于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的中央。它离国民党控制的省会、南昌,有三百公里之遥,而与邻省福建由红军掌控的一个大市汀州(现称长汀)倒只相隔四十公里,有河流可直通海外。江西,是呈亚热带气候的一个地方,天赐有丰富农产品,并拥有巨大森林资源,如樟树、榕树,他们的老根可以穿越到地面上来,而山头上新长出的树根却像瀑布似的从上倾泻下来。

红色政府的办公部门取址城外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它硕大的厅堂足可容纳数百人参加的会议。祠堂前所设立神坛处。现全按照苏维埃俄国的式样来布置。台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木刻肖像,两像间是一面有金光五角星、铁锤和镰刀的红旗。上面有红布制的横幅,有金丝织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旁有一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厅堂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个办公室,作为新政府的行政办公之地。名称都由俄文直接翻译过来,颇为拗口,如“内务人民委员会”。

祠堂后面是一面积颇大,并把树木和农作物都已清除的广场,专为共产党最重要的活动——群众集会而准备的。在它一端,是一用木材和砖块砌成的平台,是为了举行俄式军事检阅所用。另一端是红军烈士纪念塔,形状像一颗巨大子弹,周围镶嵌着无数子弹形状的小石子。广场左右两侧是两座纪念性建筑物。其一是座亭子,另一是炮台,用两位已故红军指挥官命名。整个布局是共产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预制,这些纪念性建筑与日后对天安门破容的那些阴暗而沉重的建筑相比,倒有更多想象力并呈现丰富多彩。

在树林深处建了一个伪装的、可容纳二千人的会场,设有最好的拢音效果,可补扩音器不足之短。它外形似红军的八角帽。建筑物正面使人想起欧洲天主堂,只用百叶窗,会场中人可向外望,而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在正大门上方的正中央铸着一巨大红五角星和一地球,凸出部分黏附着锥和镰。在会场旁是防空蔽所,可容纳一千余人,有两个入口,准对着会场主席台的后面,可让领导同志优先进入。

领导同志都住入原村中最富有人家的大宅,坐落于前祠堂之旁。毛挑选其中一套最宽敞的房间,在后面一角地方开一扇窗可望向祠堂。这窗特为他而开。原屋主出于畏仰,不欲开窗可浏瞰祠堂。毛又在房内原之砖地上铺盖木制地板,防止鼠扰。

警卫员、通讯员住处的选址与领导同志相邻,两地同样作为高度机要部门,类似金库、电话总机室和电台一样看待。除了少数村民住下来当仆从外,其余全体村民一概被逐该区,整个地区用栅栏围住与外界隔开。没有一个党的高级人物能说当地方言,也不愿学习,更很少接触,所以必须用翻译来与本地人打交道。当地干部如作为他们的沟通者。这种形式和格局犹如一支外来占领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一标志红色中国已建立的盛大庆祝会。那晚有数万居民被组织起来进行游行,举着制成铁锤、镰刀形象的灯笼和竹炬,射出的光芒似同条条流苏,柔和地点亮夜幕,好一派富于壮观的景象啊!许多人敲锣打鼓,放爆竹或鞭炮;有人表演嘲讽短剧,一个扮作“英帝国主义”模样的人,驱赶在他面前被镣铐着、标贴着“印度”和“爱尔兰”的囚犯。放在祠堂旁防空洞内的发电机发出尖锐啸鸣,同时输电使悬挂在由一排耸立竹竿所支吊铁丝上面的小电泡闪闪发亮,照耀着也悬挂在铁丝上的小旗和五彩缤纷的口号——好像是贴在墙上各种色彩的海报。毛和其他领导们站在主席台上,当行列在他们下面经过时,又拍手,又呼口号。这是他第一次品到这样的光荣感受,是以后在天安门前有上百万人向他欢呼的先声。

    但在这里有一重要不同,瑞金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最高领导。尽管莫斯科封他为“主席”和“总理”,并没有让他成为独裁者。另方面,在他周围还有一些其他人是莫斯科能信得过,并服从的人。部队最高职位是朱德,已委任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在苏俄受过训练,俄国人了解他——知道他是忠心耿耿的。莫斯科早些时候考虑过毛任此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毛最终当了十五个委员中之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之上有一个直接的顶头上司周恩来,他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这个新体制建立一个月后由上海来担任党首脑的职位。在共产党体制内,党的首脑才是最高掌权人,要高于国家首脑。随周的来到,党中央移到了瑞金,上海只不过成为与苏俄联系的一联络处了。瑞金经上海与莫斯科之无线电联系已建立,上海是由一个叫博古*的青年负责。主掌与莫斯科联系的人是周恩来,不是毛泽东。周是把瑞金建立成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人。毛并非是对红色瑞金的创建和操作的主要人。

周是组织工作的大师,在他指导下,强行把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全面的、相   *中共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向忠发已被国民党处决(现上海由博古负责),是在六月份由人告密的。国民党情报首脑徐恩曾坚决认为告密人是共产党自己派来的。向被捕后起先否认他是中共第一把手。后来徐写道:“见了这样一个傻瓜样的人,我们感到我们可能弄错了人。但是有一个同事说……向一切当海员时曾沉溺于赌博,当输到最后一分钱时,发誓要戒除这恶习而割掉了自己左手小指……经核实这人左小指果然有一小段缺损……”当向的身份确定后,他跪下要求饶命,“立刻给了我们四个人重要地址。”周恩来以后批评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还不及一个妓女的贞操。“向忠发死后约一个月光景,这告密人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互牵制的一部机器。他在建立一个巨大的官僚统治作出贡献,这个机构不仅管治这块根据地,更强迫全民进入执行党一切命令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村落、国家都要建立十几个委员会——红军招募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登记委员会、红色X禁委员会,数不胜数。人民从一到六岁都要加入儿童团,立即进入一个组织网络中。到十五岁,就自动为少先队员。一切成人,除非是年已古稀或残疾都要加入赤卫军。如此全体人口都被登记在册,一个全面控制人的网络已经形成。

    这部机器对毛无非是给他一只睁大的眼睛。在周到达之前,毛的统治方式离不开土匪作风,对全体人口缺乏全面登记;现在他很快就欣赏这新措施的优点和所蕴藏的力量。当他终于把全国攫取在手时,他继承这部极权主义机器,而且比瑞金——或斯大林更严密得天衣无缝,更变本加厉。他持续周的作用,直到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央克格勃(那时称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于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的监督下成立。他和他的下属把这制度带到瑞金去,从而使这个政权靠恐怖而立。与周不同,毛泽东一直把恐怖措施为他个人服务,而周则用来加强共产政权的统治。毛的那批狼虎之途是轻视人命的玩世者,也是腐败份子,完全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周所使用的则是从苏俄那里训练出来的专业人员。

    周于一九三一年年底刚到瑞金,即刻着手调整在他看来并不完全正确的毛之清洗方式。毛方式是“依靠酷刑和对方的坦白认罪”和“在群众造成的恐怖”。周一度实施了宽松政策,有一人回忆当时的过程。

    “一个官员拿出一小本子开始叫名字。被叫到的人命令出来,去站在有武装警卫的内院。名册上有许多名字……我的名字也被叫出,我已吓得浑身出汗。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被询问,一个一个地被认清。不出一会,叫出的人全部释放,涉案的认罪书当初全部烧毁。”

但是顶多过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周即结束了这种宽容。即使如此短暂的宽松期,已经释放了相当数量的异己份子。“放松清洗使反革命份子……再度嚣张起来”,周手下的人惊悟到这一点。因为人们会一厢情愿地想不会再有“杀戮”和“逮捕”了。他们开始聚集一起对抗共产党的法令。很快就弄清楚这个体制如不进行杀戮就不能长久下去,所以要立即恢复,那第一个称呼“毛主席”的原红色江西领袖就是此时被杀的。

 

    这个赤色国家视老百姓为四个主要资产的来源:货币、粮食、兵源和劳力,四者中把兵源置于首位,目的是征服中国。

    采钨好比是最大的钱财榨取机,这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钨储藏量,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一种战略物资,以前已由国外首都的大财团开采过。这个红色政权在一九三二年初恢复了开采。把士兵和劳奴权作矿工,采得之钨经由南面省界运给广东军阀。他们虽是白的,但却反蒋,并热衷金钱。赤区在理论上是封闭的,但与广东的贸易却日益增加,尽管有时两者会有军事摩擦。广东的盐、棉纺品、药品甚至武器,可公开运进来与钨交换。这种经营由毛的弟弟毛泽民主掌,他是国家银行的首脑。

    尽管从钨及其他物出口可以获取大量利润,这个政权永不会放弃对老百姓进行最大的榨取。虽然农民现在已有自己的土地和免除了地租,但是农民生活普遍比以前更差。在这之前,大部分人在维持最低生活之外,总有若干财产,现在这些额外收入通过各种欺诈手段都被掠夺了。其一是强迫居民赎买“革命战争债券”。为了买债券,女人们剪去长发,如此可以交出银簪,加上他们最后仅有的一些手饰——是她们的一生积蓄。事实是人们在共产党来之前如拥有这些手饰,这无异告诉大家——她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是较高的。在人们买这些战争债券后,一场“债券退还活动”发动起来,竟会恐吓买者无偿地退还债券。结果正似某些勇敢居民所概叹的:“共产党的债券比国民党的税更坏。”

    粮食也是如此,农民缴完税后,还要被迫借粮给国家。这种强迫行为的口号是“革命群众借粮给红军”。但只是“只借不还”。但农民是要粮食生活的,而毛只是简单地命令他们要压缩,已是十分低的消耗量了。

    大部分到了工作年龄的男青年,或应征军队,或强迫劳动。在共产党进行统治三年后,几乎没有任何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子还留在村子里。

    妇女成为主要劳动力。妇女以前总是在田野中轻劳动,因为强劳动会使她们的缠足剧痛。现在她们必须做绝大部分的农活了,而且还要加上为红军做其他杂务,如搬运、照顾伤员、洗涤、缝纫修补、制鞋等,而且还要拿出自己的材料——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毛自青年时代起已经认为妇女是可以像男子一样进行强烈劳动,现在更是用最强有力的声音宣传这个政策。他下令:“要完全地、彻底地依靠妇